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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终既缦拢�
范志毅现在位置总算定了，司职后腰。
“我现在寻找一切机会进球，主动要求踢定位球，罚点球我也不会放弃。”
范志毅渴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所以他对几次错失机会总觉遗憾。
从这篇文章看来，我对范志毅的担心是多余的啦。他在罚点球的问题上，已超越了内心障碍，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地。
四、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老师能不能有错别字？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引言》中提到我刚做老师的时候，有位教授对我的教案提出忠告一事。
那是198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按要求，设计了有关课程的教案。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审查”了我的讲义，在表示满意的同时，又很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我多次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但不少地方只有质疑，没有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俄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这不好！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你不懂答案，你是老师，就要去研究嘛。不然，怎么叫解惑？！学生可以说不懂，可以提出疑问，老师就不好这样做。要注意为人师走嘛。
第二是讲义中有错别字，过去是学生可以有错别字，当了老师就不允许了。特别是要板书在黑板的，一定要慎之又慎！
老教授对我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在留校当老师之前，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换了他人可能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还不一定这样掏心掏肺地说呢。我知道系里曾将一位讲课较受欢迎的老师下放在地区师专去。当然，下放的原因可能是较复杂的，但”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
对传统理论的质疑之处，如果仅仅是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研究出答案，就先不要提出来，而是按照传统理论去”传道，授业“，这还比较容易办到，闭着眼睛讲就是啦。怕就怕正好有学生提出来，那种千金易得、知音难觅的恰到好处地”挠痒痒“，那种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滋味，是不太好受。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灵感一来，一写上兴头，就懒得查字典。当老师了，不能误人子弟，这毛病得改，要注意为人师表。于是，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消灭错别字上面，特别是那些需要板书的字，更是个个先查了字典再说。慢慢地我就有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比如：
“夺”和'倚“：“夺”字上部的“大”必须要大于井盖住下部的“寸”。“奇”字上部的“大”则必须小于下部的“可”。
“事”和“争”中间那一横必须穿头。
“新”字，“立”的下面那一横必须要长过“木”上面那一横。
“羊”字的三模也必须区别：下面那一横最长，中间那一横最短，上面那一横次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我反过来这样要求学生，他们叫苦连天。于是，他们也七七八八，指指点点：“你的这一横写长了，那一竖写短了……”
正人先正己。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弄得处处谨小慎微，时时瞻前顾后，常常左望右盼，每每患得患失；有时甚至不得不欲盖弥彰，讳疾忌医。
其实，有时我也想，“新”字的“木”那一横拖长点点，“立”那一横画短一点点又会怎么样？天会场下来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吗？世界末日会来临吗？只要不把“土”写成“土”就可以了。比比别人简简单单的26个字母，汉字本来就够为难中国人的了，何必吹毛求疵，处处设牢狱，自己苦自己、自己“囚”自己？！
这种话，我不敢对其他老师说，更不敢对学生说。
有一年，我检测过不下100名学生，按照我的要求写“新奇”、“争夺”等字，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我也暗暗观察过周围的同事，也难有一个是全对的。
在中国，教师被看成是知识的载体，是字典，是电脑，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因此，如果老师碰到一些实在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会用或者不得不用八面玲珑的外交辞令巧妙地搪塞过去。
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多位教授对我的提问坦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无法回答你！”
写这本书时，为了证实美国的高中生能过多少次SAW美国高校入学考试，我电话咨询了几位教授，有的竟然说：“不知道。”“我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美国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因此作为芸芸众生的凡人，他们一般都能较坦然地对待自己的缺陷。
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丹·奎尔与布什搭档竞选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后，社会上都流传奎尔的智商很低，连“土豆”这个英文单词都不能正确地拼写出来，本来应该是'Poato'却写成了'POt。theO
这就有点像中国民间取笑韩复菜点戏点了“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政敌的抹黑，我以为奎尔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与“土豆”这个词沾边的了。因为，除非你公开承认小时候曾经错误地拼写过“土豆”一词，否则一切辩解都是无效的，只会越辩越糟，还不如远远地躲开为妙。
这也是一般中国人的思维。
大约在1993年，奎尔下台以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
画面背景是人声鼎沸的橄榄球赛场。一小孩在叫卖“土豆片”。一会儿，有一个人回过身来买“土豆片”，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用英文说：“POtato（土豆）！”
当这个电视广告连续播放了几次以后，我总觉得买“土豆片”这个人似曾相识，但是在哪儿见过？就是想不起来！
有一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记忆的深处突然闪过奎尔的形象，但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荒唐的联想。我把这个联想当作笑话一样告诉妻子和儿子，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躲都躲不及，还去做“土豆片”的广告？！
又有一天，我们三人都同时看到这个广告，并且都同时惊叫起来：“奎尔！奎尔！”
本来奎尔给我的印象不怎么样，好像真有些政治智慧不足似的。自认证实这个“土豆片”的广告是奎尔做的以后，我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奎尔，佩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胸怀！至于他是不是曾经把“POtatO”写成“Poatoe”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即使不是政敌的抹黑，而是真有其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中国人本来就特别爱面子，教师——作为知识的载体，就更是其中的校校者。
老师是人，不是神。当我们把毛泽东请下神坛，把周恩来请下圣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把老师推上神台呢？
西方人认为，环宇之内只有上帝是完美的，至于芸芸众生乃至万事万物都是有缺陷的。再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老师的有限生命、血肉之躯，怎能完美无缺？
正因为在美国的校园里，老师不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限的人，学生才能平等地与之交换意见，甚至争论问题。
我在“创造性能不能教”一章中，谈到儿子在学习绘画中走过的弯路。后来，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到了初中一年级，他与一位采用中国教学法的美国绘画老师发生了冲突。
这位老师拥有美术硕士学位，但她的绘画课有许多条条框框：
1．不能画武器及一切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东西，甚至不能画那种带滚轮的滑板，因为容易让人联想到街上那些不太“规矩”的男孩。
2．每一幅画的内容必须触及到纸的四边。
3．色彩需要浓重。
4．创造的范围被规定为：不可能的与现实的相结合，诸如会飞的鱼，能开车的乌龟，能搭载人的老鼠，以及“画蛇添足”，等等。
5．这些“飞”兽“走”禽又必须是快乐的，有一张愉快的笑脸。
对于她的种种烦琐规定，男孩子们特别反感，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抗，其中包括反驳她的美术观点。
有一次，当她谈到：“任何艺术都是由线条和色彩组成的…
矿矿就当堂进行反驳：“空白也可以是一种艺术！中国画中就有'飞白'一说。”
“一张空白的纸总不会是艺术吧？”
“有人也会认为是艺术。可能在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
班上几个调皮的男孩为矿矿捧场：
“对，对。我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里就看见过一张上面什么都没画的画。”
“艺术是没有标准的，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