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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年的记忆里，爸爸是什么时候出的狱，我已经忘记了，反而是妈妈带着我去台北监狱（旧址在博爱特区，台北法院附近）探望爸爸的画面，至今仍然清晰。当铁窗里出现一位理着光头、面孔黝黑清瘦的人时，妈妈要我叫他“爸爸”，当时我还小，不仅吓哭了，还把尿尿在会客室的柜台上。也因为这个画面一直存在我脑海里，后来当我就读警官学校犯防系三年级时，至台北监狱实习，每回在接见室见到有太太带着孩子隔着玻璃用电话叫被关在里面的人“爸爸”时，我总是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的爸爸也曾是被关的犯人，所以我更能体会，一旦家中有人在里面服刑，其余的家人在外所受的苦痛是没人能理解的。
因为这层体会，我曾暗自许下过心愿，如果有机会，我会让刑罚制度更符合人性及社会期待。像我的爸爸只因部属的过错，不但赔了所有家产，还要被关，然而那是法律的规定，谁也违反不得，但我的妈妈虽然不用被有形的铁窗限制，却受了更多有形与无形的苦。我常在想，或许集所有的苦，也无法和妈妈所受的苦、所经历过的事来相比拟，况且，真正的苦并不是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而是留在我妈妈心里深层的记忆，那些曾有过的痛苦不定时地重复播放，像是对我的妈妈处了一个终生的心灵监禁！
童年的我是个受宠而不懂事的小孩，好强又爱哭。过年时，大姐都会和我们一起玩捡红点，一分一角，外祖母知道我一输就会哭，所以，她都当我的钱库，我输多少，就给我多少。但一输我还是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钱每次玩都只会多，而不会少，可是只要拿到坏牌，要从自己钱堆里拿钱给别人，我就会忍不住眼泪流下来。当然，不止是玩牌，平常生活中只要遇到和我所想的不一样的事，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流下来！通常只要我一哭，大哥就会挨骂，二姐就会让我、哄我，因我的无知而受罪最多的是二姐，也因此，我对我的家人和兄姐，一直有着很深的愧欠。至今，我仍常想，究竟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弥补我曾有的无知及胡闹呢？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要惹的大麻烦还没开始呢！
看见自己
回头看生命曾有过的旅程，大部分的记忆都是来自父母的陈述，尤其是妈妈！父母曾有的悲或苦，它们早已悄悄地植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支配我们追求或逃避什么，而我们是否看见自己正受着这些重复出现，穿梭于我们眼前的声音及影像的左右呢？
来自父母的经历，来自父母的想法、情绪，我们若能有所分辨那是父母的，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就会容易看见自己！对于父母的一切，我们不需给予任何评价，只需要澄清、了解！
爱的经历
那年过年大姐回来，家境也因爸爸出狱后加入矿场工作而得到改善。爸爸在日本留学就是学“矿冶”的，所以，很快就升为总工程师，妈妈也不用再去矿场工作，大妹也三岁了，这个年大家喜乐融融地庆祝，我依然是家人宠爱和头痛的对象，玩捡红点一定要玩到我赢才可以不玩！
“好！最后一局！已经12点了！”
“不管！不管！还要再玩！要玩到我当尾家！”
妈妈已经催了好几次！平常在这深山里，10点之前，人们就安静无声地进入了梦乡！12点还未睡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大家都累了，为了我，大家只好陪着熬夜了。
“每次都这样！以后不跟阿伟玩了，我赢的钱又输光光了！”
我洋洋得意地抱着钱筒，兴奋地跳来跳去，大姐则一副心有未甘的模样。
“我输最多！以后我不玩牌了！”二姐好像运气不好，玩牌几乎都是输！
“德文，你赢还是输？”大姐问不讲话的大哥。
“还用说，一定输的嘛！”
大姐很不服气地向妈妈抗议着：“大家输他一个不公平，我们还要再玩，阿伟最糟糕了！输了就哭！大家都要还钱给他，赢了都算他的！”
“好啦！好啦！阿妈在睡觉，别吵了，快去睡觉了！”妈妈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只好赶紧收一收，不一会儿，一家人就挤在一张通铺上睡了！
隔天早上八九点，大家都陆续起床，只剩下我还在沉沉入睡。
“阿伟，起来！‘大富翁’再来玩牌了！”
二姐叫不醒我，就跑来摇我，但摇了一会儿，看我像醒又像没醒的样子，就是不起来，索性用她冰冷的手来搔我痒，当她的手一碰到我的身体，就发现我有些不对劲，于是大叫：“妈！快来呀！阿伟好像在发烧啊！”
“哪有可能！昨夜不是还生龙活虎，怎么会发烧？”
妈妈放下厨房工作走到我旁边，用额头碰碰我，发现我确实有点发烧，于是，她一边念着二姐：“都是你们！昨天晚上叫你们穿衣服都不穿，你们看阿伟感冒了！”一边把我硬生生地拉了起来，要我去吃点东西。
好不容易被叫醒的我，只觉得头好晕又好困，勉强爬起来，喝了点稀饭之后，又好想睡！
这似乎是我们家里发生任何事的结局，不是大哥挨骂，就是二姐挨骂，反正大家也习惯了。
“阿美，去拿药包来！”看着我吃完了稀饭，妈妈便叫二姐去拿药来给我吃。
“阿美”是我们家叫二姐的“名字”，其实，二姐的名字是“美英”，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叫她“美英”或“阿英”；不是叫她“阿美”，就是叫她“苏美”，因为她姓外祖母的姓“苏”。
喂我吃了药后没多久，我的烧就退了，又可以生龙活虎地四处玩了。不过，只撑到吃完晚饭，当大家又邀玩牌时，我就又觉得很困，想去睡觉了。妈妈觉得不对，就又来摸我的额头，果然又烧起来了！
“阿美，去拿药包仔！”
就这样，每天都是吃退烧药、睡觉，白天除了觉得有点累以外，好像也没怎样，但一到晚上就又会烧起来，一直到了年初三，爸、妈看我昏沉的时间愈来愈长，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便决定送我到卫生所看医生。
卫生所在三民街上，从矿场到三民街上，要走一段很远的路，还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公路上的杂货店，那里才有公路局的班车。因为偏远，通常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车，我只记得当时是细雨绵绵的寒冷天气，爸爸披着雨布背着我，可能是因为发烧，虽然脸和背部冷得发抖，但胸口却被爸爸的汗水，热得湿透了。
因为在下雨，爸爸不能把我放下来休息，累了，只能用双手扶着膝盖弯着腰，让自己稍微喘息一下。可是，爸爸只要一弯腰，留在雨布上的雨水，就会渗到我的衣领里，我就会被冰冷的雨水冻醒，一醒过来，就会挣扎着想下来，因为这么趴着实在不舒服。爸爸只好稍微停一下，等到我再昏沉沉地睡去，才又再挺直身体喘着气继续向前走。爸爸身上有股很特别的味道，是香烟留在衣服纤维里，加上发油、汗水的味道，夹杂着一阵寒战、一阵湿热及爸爸喘息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刻，父子间自幼存在着的距离突然消失，父子从未有过的亲密，是冷与热，以及各种不同气味，在寒雨里与父亲的喘息声交织而形成的生命中难得的乐章！
三民村卫生所的医师是位原住民，大家都叫他“蕃仔医生”，爸爸因为留日的原因，对医护人员一直恭敬有加，像士兵面对将军一般，并脚、鞠躬、弯腰，谦恭地候立一旁等待医生的诊治及指示。因为我的病，我结识了这位亲切用心的“蕃仔医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医病缘。我尚有印象，他先用酒精棉擦拭全身帮助我退烧，又吊点滴、打针，处理完后爸爸再背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外祖母、妈妈、大姐、大哥、二姐，都焦急地等在家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病情。妈妈伸手接过我，爸爸伸直了腰，活动一下手脚，缓缓地说：“医生说可能是感冒，明天烧若未退，就要再带去卫生所，应该没什么事！”
果然，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食欲也变得特别好，一连吃了两碗稀饭，饭后还吵着要玩捡红点。爸、妈看我好多了，也稍稍放心了一点，就要大姐、大哥、二姐陪我玩一会儿，全家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里，妈妈似乎一夜都没有睡，时时注意着我有没有再发烧，在大家小心翼翼的照顾下，我度过了平安的一夜。只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外祖母要去工作前，顺手摸了摸我的头，觉得好像又烧起来了，便立刻去叫还在睡觉的爸爸。爸爸一听赶紧爬了起来，用温度计一量，“三十八度半！”立刻拿医生开的退烧药给我吃。
一看到我又烧了起来，妈妈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急着问爸爸：“要再带他下山去看医生吗？”
爸爸也不知该怎么办，叹了口气，说：“先把药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