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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追求的，这是散漫。还有一点陈老师也忽略了：我们学校的人事制度规定，新老师要进来的第二年才允许考研考博。
果然，陈老师又来了我们人事处，目的只有一个，对第一年不能考博的规定提出强烈抗议。我们不想多费口舌，因为关于这点当初的合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得清清楚楚。陈老师却声称：“这本来就是不平等条约。”听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
其实，学校里作这种规定也是为了确保教学。进来的新老师很多都没有教学经验，本科时读师范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第一年学校安排他们少上课，多听课，以便他们尽快地担当起教学工作。我们学校现在还不是研究型高校，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是光会搞科研不会上课，那怎么行？而且学校在老师读书深造这方面放得很开，通常都会大力支持，所以等到教学上手了再去读也不迟。一般来说，好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专业研究也有助益。很多博导更乐意带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大概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老师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硬是要今年就要考，还是三番两次地往人事处跑，最后说实在不行就“辞职”。
这才来了几个月啊，一学期不到就说要走？这阶段我在忙招聘，一直在出差，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但愿陈老师能够先冷静下来，不要一时冲动真的走了。他们院长还是挺看重她的：因为除掉一些自由散漫之外，她的课真的上得很好，口语特别漂亮，风格也轻松，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像这样能把英语听说课上活的老师学校确实很需要。
能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规划意识，这点很好；但一是要有主见，二是要循序渐进，三是要分清主次。刚毕业的学生初入社会，肯定有一个适应期，对自己的前进方向有点摸不清，有些是不听任何建议一意孤行，有些是听太多了举棋不定。听取建议应该是有所选择的，多多向一些阅历丰富的长辈请教或者问问和自己情况差不多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如果是一群天真的年轻人聚一块儿，你一言我一句说的都是想当然的话，逗逗闷子还行，用不着太认真，否则是给自己找麻烦。
年轻人做决定快，变得也快。每年和学校签了约却没来的老师很多，应聘时一个比一个性子急，等签约了就开始拖。有点责任感的还会打个电话过来表示一下自己改变意愿了；要是碰到一点责任感没有的，他会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自行其是了。比如去年，一个新招的老师，教务处连课都给他排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说不来了。这样变来变去的，我们人事处哪儿赶得上？
急功近利也是个问题。社会上喜欢大肆宣扬青年才俊，鼓吹出名、挣钱都要趁早。在高校，搞教学、做学问，就是要靠积累的，哪能浮躁？而且职业也好岗位也好，随着个人的发展肯定会有所调整，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但有些新来的老师还是会有一劳永逸的想法。
还有就是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关系处理问题：深造对在高校里工作的人都很必要也很重要，但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不是影响工作的理由。进入单位工作，我们同样要有“双赢”意识，单位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平台，个人为单位的进一步发展出力；否则老是用对立的眼光看问题就容易偏颇引发一些冲动行为了。
签下的协议不算数，说变就变，这是相当多应届生的普遍做法。他们玩的就是一种“跳来跳去”的感觉，有人说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的“自私”，我却不这么看，关键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你问他们，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应该负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十有八九会答非所问，话锋一转，必然会给你大谈特谈什么“实现社会价值”、“体现自身价值”之类的大话。在他们眼里，“我”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选择性失忆和一张10美元钞票
作为一个高校人事干部，我可以说在“培养人”和“用人”这两个问题上都有话可说。我有时也愿意自己也得上那种选择性失忆的怪病，有些事情我不愿再想起。
我有一位朋友，她儿子小浩在我们学校读书。小浩这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和人接触，即使和班级同学也少有交往。朋友的孩子在身边读书，多加照顾那是分内之事。为了帮助小浩多和同学交往，一开始，我就要求他多参加集体活动，多交朋友，特别要和同学搞好团结。我还对他说：“可以带你的同学上家里来玩。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帮助。这样也有助于你和同学搞好关系。”
从此以后，小浩每次来家里都要带来一位同学，每次都会换一个，而且每次都会有那么一点事儿。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希望我帮忙在学校找点勤工俭学的活干。像这种事我能够做到，也容易帮上忙。有的干脆就是说钱花完了，家里钱还没寄来，这几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希望借点钱。开始对这样的事我也是比较谨慎，总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金钱往来不怎么好，何况是素昧平生。我也隐约听同事谈起现在学生经常开口向老师借钱，似乎也有先例，于是我对于少数实在困难的在百元以下的，这忙帮也就帮了。
第36节：欠钱不给办休学
至于有的学生上门说某门功课考试可能过不了，看能不能让我找相关的老师打打招呼。我当然是断然拒绝了。有的是考试作弊被抓了，要我找有关部门帮忙“通融通融”，对此，我不仅拒绝，还要耐心教育一番。至于这些学生听与不听，那只有天知道了。
有一次，小浩带来这样一位同学，姓任，已经大三了，比小浩高一年级，说是小浩的同乡。小任因为家庭困难，供不起学费和生活费，要休学一年去打工赚钱，再来复学。我听了他的事情，很是感动，自己打工赚钱供自己读书，有志气！小任说因为前一年的学费还欠着学校的，现在学校不给办休学手续，说是要等钱还清了才能办休学。
我当即就说：“这没有道理。本来休学就是为了打工赚钱还清欠款，反而因为欠钱不给办休学。这种规定完全不合理，我去找财务说说。”我找了人，说了事。财务说有规定，除非我愿意担保。我说可以，就找来小任一起办了担保手续。事情办得很成功，小任似乎也赚到了他应该赚到的钱，因为他一年以后复学了。
那是刚开学的一天，我正在教务处找人谈事，进来一位同学，说要办复学手续，来的正是小任。一年的打工生活，使他看起来更壮了更高了也更黑了，有些沧桑感。我认出是他，和他打招呼；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到末了，他还是想不起我这位冒冒失失和他打招呼的老师是谁，带着很疑惑的表情走了。
同事问起缘由，我说了。他笑着说：“从心理学上讲，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选择性失忆。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应该是真的想不起你是谁了。”
我说，看来我也是个俗人，帮了人，还记着，还希望别人记着。
说笑归说笑，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其结局对我来说倒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的发展还远没有结束。
一天，小浩又来了，是和小任一起来的。两人也快毕业了，小任说他想进政府部门，比较安定，收入应该也可以。我说不管在哪里工作，关键是要适合自己，收入要考虑，将来的发展也要考虑。然后是一些闲聊，小浩这孩子也能聊了，不像当初，开口说话都有点脸红。不过，自始至终，小任都没有提我帮他担保办休学的事情。也许是真的忘了，因为这的确不是那种令人愉快得值得一辈子记住的事情。我想着将来碰到心理学老师，这倒是一例值得探讨的典型案例。
新学年开学不久，小任一个人上门来了，小浩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了。小任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在本市一个区级政府机关工作。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嘱咐他要好好干，总之是些诸如“要虚心学习，一切从头做起”之类的话。
他问了我关于党员如何开证明的事，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他应该到相关部门办手续。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我猜他来肯定有所请托。这年头年轻人在外面都不易，我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些不忍，末了问他“有什么事情没有”。他告诉我说只是来聊聊天，没有什么要办的事，便告辞了。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记得他还上门过两次。我也乐于和他聊聊天，了解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关于政府机关的一些事情；想是他刚去工作不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