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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那么其下一代成为穷人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如果以这种态度观察问题，尤其是如果富人比穷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那么富裕的捐赠人就可以通过要求接受其捐赠的穷人将款项用于特定途径而使自己具有更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如果把将来和现在的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这就能在更大程度上缓解贫困。
2．有些人是由于其理财无能而变成穷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非限制性现金资助非但缓解不了贫困问题，反而可能会被挥霍殆尽。
3．非限制性现金转让潜在着一个严重的激励问题。例如，如果每一个四口之家都能保证得到5，000美元的最低收入，那么即使工作的收入高于这个数字，这种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有积极性去参加这样的工作。一份每周支付110美元的工作可能会给他每周增加10美元的毛收入，但其净收入却实际下降了，因为工作需要很高的成本。即使工作本身并不产生负效用（而负效用当然是可能存在的，特别是当工作脏、累、险时），工人也必须支付交通费、服装费、联邦和州的所得税等，以至于放弃无业状况的闲暇就会产生机会成本。
现金转让的累进制可能会对某些工作积极性有保持作用。例如，假设家庭每赚1美元政府就减少补助50美分，即使结果是家庭总收入（工作收入加补助）超过了5，000美元的最低收入保障，也仍按这一比率进行。但即使50％的边际所得税率比100％的边际所得税率要较为适宜，它仍过于严厉而将会产生消极影响。一个年收入为5，000美元的人只能留有2，500美元，而再扣除其工作成本之后，他就所剩无几了。这样，那些不靠社会福利生活但工资很低的人们也可能会离开劳动大军而充任无业人员。这既造成了社会福利计划成本的上升，又引起了低薪工作劳动力供给量的下降。虽然这类工作的需求下降会使对此所支付的薪金上升，而且这部分地使工作报酬提高而抵消了人们的消极心理，但它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使依赖于这种劳动的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就像征收了货物税一样。但货物税所普遍采用的是递减税率。
为了减轻上面讨论的消极影响，我们可以随意调整边际所得税率，但边际所得税率的大幅度下降会极大地增加社会福利计划的成本。如果边际所得税率是25％，那么一个家长年收入为1．2万美元的四口之家将仍然可以每年从政府处取得2000美元的追加收入；只有他的收入到达2万美元时，他才无资格取得政府的任何追加收入。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因“负所得税”方法对工作的消极影响而宣告其为不适用之前，指定用途的资助（earmarkedsubsidies）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例如，如果取得房租补助的条件是收入不超过某一特定水平，那么高于那一水平的那一部分收入实际上就将被课征，其数量相当于房租补助的税收。
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对工作的消极影响问题，我们现存制度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息问题。而我们现行的制度是一种指定用途资助和实物救济（benefit in kind）相结合的制度——公共住房、房租补助、食物票、免费的法律和医疗服务、职业培训等。消费者（包括穷人）为某一物品而非另一物品支付市场价格的愿望取决于那种物品对他的相对价值的大小。这与他如何取得用于表达其偏好的金钱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为零时，我们就很难估计那一种物品对“购买者”的价值了。即使贫困计划官员对穷人如何评价各种不同的物品和服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总体概念，这也只能形成一个一般的判断。但如果各贫困家庭的需求不同，那么这种判断就会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供给过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又会导致供给不足。一项范围较小的现金转让计划可能会使穷人取得更大的净福利，而同时又减少了纳税人的成本。当然，信息问题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我们提到过，许多穷人肯定缺乏使自己摆脱贫困的适当信息。非限制性现金转让计划可能在静态上比指定用途的转让计划更能缓解贫困，但在动态上却恰恰相反。
指定用途转让这种制度的实际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法学家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例子是，最近政府实施了一个计划：政府通过法律服务公司为穷人在民事诉讼事务方面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这种帮助穷人的方法实际上阻碍了许多穷人取得其最有效率的消费形式。由于划归穷人法律服务的政府基金不能通用于其他贫困救济计划，所以有权取得100美元法律服务资本的穷人所要承担的成本就可能是失去他本应得到的价值100美元的其他物品和服务或现金。由于许多穷人很幸运而不会遇到法律问题，或由于他们机灵而能在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处理所遇到的法律问题，总之，他们由此可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但在律师不收费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使用律师，除非律师服务的价值超过了（通常也是很微弱地）穷人与他进行协商的时间价值。面对其服务时间的过量需求，律师就会努力将其服务仅给予那些最迫切地需要者们；而由于要进行判断是很困难的，所以就会产生许多这样的情况：一个穷人取得成本为100美元的法律服务，但对他却只有50美元的价值，或另一个穷人没能取得对他而言价值要高出成本许多的法律服务。这种浪费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时仍使用律师，而避免这种浪费的方法就是：给穷人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允许他使用价值100美元的律师免费服务。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及信息和消费者权能问题，那么只要他需要的法律服务的价值至少有100美元，而且他确实需要律师来为他提供这种法律服务，他就会用100美元去雇佣一名律师而不会将之用于食品、医疗、教育或住房。（法律保险的可行性是一个相关考虑因素吗？）
而且，法律服务主要（虽然不是一律地）被用于穷人与房主、配偶、商人、福利机构和金融公司等当事人的案件争论之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法律争辩的努力会增加另一方当事人的成本，他要么进一步地尽其努力进行争辩，要么放弃争讼中的利益而让与对方。这些成本是典型的边际成本，是产量的一个函数，所以，依据我们前面提及的分析，他就会将这些成本（至少是部分地）转嫁到企业产品的消费者身上。如果这些顾客的主要成员还是穷人，这就意味着，由一个贫穷的房客、消费者或债权人使用律师所引起的成本将主要由其他穷人来承担。如果诉讼发生在穷人和政府机构之间，那么政府机构的附加法律费用（或更高的资助水平）就不会主要由穷人来承担，除非政府机构要依高额递减税的手段来维持。但如果这样的话，穷人也可能会间接地承担这种费用。福利计划成本的增长可能会导致由之提供的福利总量或保障范围的缩小。由此，大量穷人所承担的这种成本可能超过了他们在与政府机构的诉讼中雇佣律师给他们带来的收益。
但这忽略了另一类收益：威胁收益。如果房主、商人或贷款人知道穷人能取得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他们就不太可能去诈欺或开发低收入消费者了。两种相关的因素否定了这一观点。第一，如果穷人取得的是现金救济而非对穷人不如现金有价值的实物救济，那么当他们需要律师时就会有更多的钱去从私人部门雇佣律师。第二，私人部门的法律专业人员可能比政府付费的律师更有能力筛除不良诉讼，这不仅因为当事人…代理人激励在私人部门能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因为如果潜在诉讼当事人必须自己掏钱给律师的话他就不太可能提起毫无胜诉把握的诉讼。
16．6通过责任规则的财富重新重新分配：房屋法实施例证
住房是政府资助穷人的传统服务项目。其资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雇佣承包商建造为政府所有和经营的公寓住房，然而以不收租金或收取很低的名义租金的形式向穷人出租。另一种方法是向穷人提供只能用于住房的货币补助。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补助方法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维持了住房的私人市场——只是使穷人对私人市场供应的住房拥有更有效的需求。确实，这种方法的短期效应可能仅仅是提高了房屋租价，从而使其他房客贫困化，而房主倒变得更富有。这就是资助的结果。这是一种标准的对需求膨胀的短期反应，它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