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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可能整天静坐在课桌旁，就像现在大多数学校要他们每天坐上5小时那样；因此，如果要使儿童在每天8小时的上学时间内保持愉快和繁忙的状态，还必须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做。葛雷学校为了做到必要的节省开支，采用了一所校舍比平常一般学校多收一倍学生的方法。每一幢房子里都设两个学校，一个从上午8点至下午3点，另一个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每个学校轮流在通常的教室中上课，而不上课的另一半学生则去从事那些使葛雷得以出名的各种职业活动。用这种形式开支省下的钱就被用于装备学校的工场，聘请更多的教师开设正课以外的科目，并且支付特别增设的班级的费用。这样葛雷人交的税还是那样多，但他们办的学校除了给所在地区的成年人提供了在夜校上专门课程的机会以外，还利用了儿童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学习的设备。目前，葛雷的成年人利用学校设备学习的人数要比儿童人数多得多，当然成年人上学读书的时间要比儿童少。一所校舍办了两个学校，教室内的通常费用就省出一半，大量的钱就可以用于充实儿童一天8小时的健康保健活动，并且学校在晚间、节假日和周日向成年人开放。
每个校舍都设有健身房、游泳池和操场，还有一些体育导师，他们在每天8小时的活动中到场监护。体育训练和其他活动一样，成为日常学校工作的一部分，除了成为每个学生课程的一部分的体育训练外，每天还要开放操场2小时，让儿童自由活动。儿童不再到街头游玩，而是呆在学校并利用提供的机会做各种游戏。大部分的体育训练都采取有指导的游戏和器械运动的形式。这里的实验表明，和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验一样，学生对于那种正规的团体训练没有真正感到兴趣，他们被迫去进行这种操练，使得体操的好处大部分都丧失了。所以游泳池、网球场以及各种体育器械就大量地取代了这种正规的体操练习。体育辅导人员知道各个学生所需要的专门练习，这样使训练工作不会失去条理和效果。每个儿童除了符合他的需要的体格发展外，都有一个卫生而愉快的活动场地去游戏，再不用去校外消磨时间了。
人们期望葛雷的每个学生在学年中体质上有所获益，就像期望他在其他功课上保持成绩那样。每个儿童都经医生检查，对于体质不十分强壮难以从事课堂作业的学生，学校不是送他们回家什么也不做，直到比较强壮为止，而是给他们适合于他们体力的课程，他们的上课时间也减至最低限度，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或体操房中度过，做着医生吩咐的使他们身体强壮的那些活动。学生身体的成长正像智力的成长是一样重要。通过对身体成长的关心，就像关心儿童在学业上的进步那样，学校经历了很长的道路，使自己变为一个小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提供了每一个机会。
学校每天要开8小时，但是各年级的教师每天只上6小时的课，而体育指导人员整个时间都要值班。每所学校用4小时的时间进行通常的课堂作业或实验室活动，另有1小时在大礼堂听讲，还有1小时用于“应用性”活动或游戏。此外还有2小时，学生可以自由使用各种游戏设备，他们都用上了这些设备。由于学校轮换班次上课，因此教师的人数也不必增加，学生由于教师对他们所教的科目都受过专门训练而获益。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组，所以班级的规模比大多数的公立学校要小些。早晨开始的2小时——从8∶15到10∶15——一个学校的学生使用教室、艺术活动室、校办工场和实验室，其中一组学生第一小时在教室里，第二小时在工场，而第二组学生则先从工场工作开始。另一个学校第一小时使用操场，参加与否不是强迫的，在第二小时，一组学生去大会堂，剩下的就在操场进行系统的体操训练，或有一个“应用性活动”的时间。然后在10∶15，第一学校学生去大会常和操场活动，第二学校学生则占用课堂和工场间2小时。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天有2小时在通常的课堂中正式上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数学课。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3小时用于这种正式的教学。所增加的1小时时间是从游戏和应用活动时间中抽出来的。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有1小时的科学实验室活动，或在工场里进行作业训练，还有30分钟的音乐或文学欣赏，30分钟的体育训练。六到十二年级则有整整2小时时间在工场里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研究，或音乐和绘画活动。
用这种轮班和轮校上课的方法，那些是学科专家的教师在较小的班级里，能够照顾比通常在一个校舍里所能照顾的数量多一倍的儿童。因为除了产业教师外，还有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艺术、自然研究和科学教师。这样额外增加的效率，所需经费都是因采用两部制上课形式而从校舍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年级的教室至少有四组不同的班级在利用，所以每个儿童没有专门存放个人物品的课桌，但是有一个小柜放书，并在课时结束后更换他的教室。每一个教师都不对某一组学生负责，但是对她所教的科目负责，同样，学生要对他们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上课方案需要师生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校务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许多公立学校之所以丧失很多像葛雷学校采用的那些做法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上面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校务管理。从企业的目的出发，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型机构，这本身已是很难做的事。因此，沃特先生认为学校的校长和督导员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因为人们既期望他们管理这个企业，同时又贯彻教育计划。沃特认为学校的校长或督导员应当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一个只负责本校或本市的行政管理的官员。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方法，应当由没有行政琐务的专家们去考虑。这些担任督导的教育家们不应该按地区而应该按学科来任命，而且他们的任务应当定时定点地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所担任指导的那些学科领域真正地保持接触，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校里只偏重于某一门学科。这些督导们应当在他们临时任职的学校里如同该校的教务主任一样，而且督导机关要为所有的学校安排好课程。葛雷地区因为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的组织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开阔胸襟和愿望，即通过葛雷制度，获得所有教师——从新助教到督导长本人的通力合作和所有工作的价值。
训练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课程方面，凡是可能做到的，葛雷学校都在尽力而为。它们与教会和家庭合作，利用每一项经费来源，利用所有邻居及地方团体的影响力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教育目的。在训练人方面，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学校工作如此安排得当，以至于儿童一个个都想去学校；这里没有必要让专门处理逃学事务的官员硬拖学生上学，也不必施展严酷的权威去恐吓儿童。儿童一进学校，就觉得如同在家里，对学校作业就像在自己家里具有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感。每个儿童都知道其他儿童和班级正在做什么，因为所有儿童经常在放置衣服、文具的房间里，或在每堂课后调换教室穿越走廊时遇到。大礼堂和各班旁听制度，还有由学生维修和制造学校设备，都是造成流行于学生间的那种精神的有力的因素。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专门注意学生团体的利益，维持学校的秩序。校医们用学校印刷机印刷材料，与英语课和礼堂活动协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儿童对于这些事情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那样努力去做，以至于未入学的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比那些在校儿童为高，虽然后者有较多患传染病的机会。学校当局不是简单地强迫实施卫生法，而是告诉儿童这些卫生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