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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２６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２７同９。
２８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２９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３０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３１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３３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３４同上。
３５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３６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３７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３８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３９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４０同２６。
４１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４２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４３鲁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４４同１４。
４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４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４７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４８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４９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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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０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１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２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３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４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５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６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７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８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 础Ｔ谡飧鋈绱酥匾娜鲜渡希旯チ耍负趺挥卸啻蟮母谋洌约捍蟾乓擦喜坏桨伞？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９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１０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１１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１２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１３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