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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二章
第一种社会
所有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也是唯一自然的社会形态，是家庭：即便如此，子女对父亲的依赖只是为了生存。一但这一需求不复存在，子女对父亲的服从和父亲对子女的照顾这双重责任就都解除了，他们从此成为独立的个体。如果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一起，就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出于自愿的了。家庭从而就成了一种约定。
人的这种共同的自由来自他的本性。他的第一法则是自己的存活，他的第一要务是自己的利益。人，一旦明白事理，就是自主的；对自身的生存手段，他拥有唯一的决断，他因此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此，可以说家庭是政治社会的第一模式：父之于统治者，子女之于百姓草民；他们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了自由。其间唯一的差别是，家庭中，父对子的呵护赢得衷心的爱；而在国家，统治者有的只有发号施令的痛快，但没有对百姓的爱。
葛罗休斯【译注１】以奴隶为例来否认人的权力是为了被统治的草民的利益。他的逻辑的老套是把权利建立于存在的事实之上【原注１】。就算有人用更逻辑的推理方法，其结论都不会对暴君更加有利。
根据葛罗休斯，到底是人类属于某百来号人，还是这百来号人属于人类，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贯穿其全书，他好象是倾向于前一观点，也就是霍布士【译注２】的观点。于是，人类被分成了若干牛群，每群都有一个统治者来看守，并最终宰割吞食他们。
既然牧人天然优越于牛群，人的牧者－统治者，也就天然优于其治下的人民。如菲罗（Ｐｈｉｌｏ）之言，这就是卡里古拉大帝【译注３】的逻辑。如此类推的结论就是，要么王者是神氏，要么百姓是牲口。
卡里古拉大帝的思维和葛罗休斯霍布士如出一辙。在他们之前，亚里斯多德也说人是天生不平等的，有人生而为奴，有人生而为主。
亚里斯多德当然是对的，只是他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身处奴隶制中的人理所当然生而为奴。奴隶在其锁链中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向往自由的愿望；他们爱自己的枷锁，就象尤里西斯（Ｕｌｙｓｓｅｓ）的伙伴爱好自己的野蛮【原注２】。如果天生的奴隶还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曾几何时有过被迫的奴隶。暴力产生了第一代奴隶；而他们的怯懦成全了奴隶制。
我还没有说亚当王或诺亚大帝【译注４】，清本还源之下，他算是三大君王国之父，三国象撒旦的子嗣一样瓜分了世界；有些学者还能认出自己和他们的出身渊源。对此我得有所节制，因为我也是这三大君王国的直亲后裔，好象还是那较长的一族，可有谁能用这些名目来立我为人类之合法帝王呢？仅管如此，不能否认亚当曾主宰过世界，诚如鲁宾孙曾主宰过他的小岛，只要他是小岛唯一的居民；如此帝国的好处就是王国在其治下没有反叛、战争、或阴谋。－－－－－－－－【原注１】‘学来的对公共权利的研究往往是过往滥调的历史；对他们的学习太过深入是毫无好处的迷恋。’（《论法国对邻国关系中的利益》，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Ａｒｇｅｎｓｏｎ）。这正是葛罗休斯的做为。【原注２】参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的短文《思考的动物》。【译注１】Ｇｒｏｔｉｕｓ，公元１５８３－１６４５。荷兰哲学家，著有《战争和平之法则》。【译注２】Ｈｏｂｂｅｓ，公元１５８８－１６７９。英国哲学家，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学说，引起其他哲人如洛克、斯宾若莎、卢梭的进一步研究。卢梭在此对Ｈｏｂｂｅｓ的批判并不符合事实。【译注３】Ｃａｌｉｇｕｌａ，公元１２－４１。罗马皇帝。在位三年，因残暴无度被刺。【译注４】此论是针对某种理论，认为君主之王权可以导自《圣经旧约》中之亚当。
《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三章
至强者的权利
至强者，莫不希望把自己的力量转变成为权利，他人的服从转变成责任，唯此，它才能真正的至强，才能维护它的长治久安。因此，至强者的权利，虽然听来带着反讽，被认为是现实中的一个基本准则。但是此说之真正含义又是如何？在力量中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导致任何道德。面对暴力而让步不过是一种必需而已，其中没有意愿；至多，那是一种审慎。它又如何能成为责任？
不妨假设此种所谓“权利”是存在的。我要说从此不能导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暴力产生权利，结果就要随着原因而改变：任何比第一个强权更强大的暴力就可接过这种权利。一旦反叛而不会受罚，就得以合法的反叛，既然至强者掌握着真理，人就必须尽力地变得强大起来。一个随着力量而消长的权利，这会是什么东西嘛？如果人是被迫服从的，他没有任何义务这样做。显然，“权利”一词不为力量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从此角度上，它毫无意义。
“服从暴力”。如果这说的是“让步于暴力”，这样的格言虽然肤浅，还可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力量来自于上帝。我承认；但一切病痛也是源自上帝。难道我们就因此不能请医生了吗？如果我在森林里为匪徒所拦，被迫给其以金钱，要是我还能保住这些钱，我是否还有道德义务把钱送给匪人呢？毕竟，枪口之下也是一种暴力。
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我们又回到了我原来提出的问题。
《社会契约论》第一册第四章
奴隶制度
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的任何合理的权威就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相互约定。
葛罗休斯认为，既然个人可以放弃自由而为某一主子的奴隶，为什么整个人民就不能放弃自由而成为某一君主的臣民？这里，有着太多模棱两可的词汇。我们就只来搞清楚“放弃”的含义。在此上下文中，它意味着“给予”或者“出卖”。一个要做别人奴隶的人并不能把自己给予别人；至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是出卖了自己。但是人民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君主可并不能保障臣民的生存，事实上君主的力量来自其臣民，如拉贝莱斯（Ｒａｂｅｌａｉｓ）之言，君王所依者众。难道臣民们是为了君主把自己财产拿走才把自己给予了君主？如果是这样，我可看不出他们何以维生？
有人会说专制的君主可以保障臣民的安全。当然了；但是如果专制君主的个人野心为其带来了战争，如果专制君主无底的贪欲和他的官僚的骚扰带来的压迫远过于人民自己的纠纷，如果这样的和平成了一种惨状，人民到底是捞取到些什么呢？牢狱中的生活也是和平的，难道说和平就能使得牢狱成为梦寐以求的东西嘛？囚禁在塞克路普斯（Ｃｙｃｌｏｐｓ）洞穴中的希腊人可是活得和平安乐，等待他们的却是任人宰割的命运。
说人可以把自己给予而不必任何好处，这是荒谬无理的。这样的行为之非法无效，因为此事只有疯子才能做得出来。用此来描述一个人民，就是认为这个人民整个的都疯了，疯狂可带不来权利。
就算个人可以放弃他自己的自由，他也不能放弃他子女的自由。他们生而为人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只属于他们自己，无人有权将之剥夺。在他们成年前的岁月里，其父可以为了他们的生存以他们的名义来行事，但他不能无条件不可改变的把子女给予他人，如此行为是违反自然超出父权的。因此，任意一个政府如果是合法的，每一代人就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接受或拒绝它；可如此一来，政府也就不能是任意的了。
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放弃一切的人是得不到任何回赎的。如此的放弃违背人性，当人的意志不再自由，他的行为也就失去了一切道德准则。最后，一个约定如果是以一方的绝对权威和另一方面的绝对服从为条件，它只能流于空洞和自相矛盾。如果彼一方号称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任谁又能够对他有听从的义务？其实，仅仅是这种没有互惠的单一条件，就足以使所有约定失效了。既然我的奴隶的一切都属于我，他还有什么权利来反抗我？他的权利都是我的，自己反抗自己的权利当然没有意义。
葛罗休斯还有其他一些人把战争看成是所谓的蓄奴权的另一个起源。他们认为，既然胜利者有权屠杀失败者，后者只有用自由来换取其生命，或说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更合理的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