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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想起保姆给他讲过的关于捉鸟的故事：如果能在小马尾巴上撤一撮盐，就能轻而易举地将鸟逮住。可惜谁也没法挨近小鸟。想必“信念”也是如此：谁也没法心诚到足以挨近上帝。于是他得出结沦：他大伯一直在耍弄他。如果说菲利普这时还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宗教信仰的虚妄，那么，等他年事稍长，有了选择判别的能力，便自觉发出“人何必非要信奉上帝？”的呐喊，毅然与宗教决裂了。后来他在寓居巴黎习画期间，进一步摒弃了以基督教义为基础的道德伦理观。所有这些无不形象地揭示了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作者对宗教的愤懑充满了字里行间。毛姆还运用他那支解剖刀似的笔，勾画出作为“社会栋梁”的牧帅的伪善面目和肮脏的灵魂，他们不论对信徒、同行，还是对妻子、亲友，一概冷酷无情，所谓“教义”，始终只是挂在嘴上的骗人鬼话。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其实是“认定上帝是不存在的，在此生结束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对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宗教，进行措词如此激烈的抨击，这在当时文坛上还不多见。这是《人性的枷锁》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成就之一。
菲利普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憧憬，不愿为了“侍奉上帝”而虚度自己宝贵的一生。他不等毕业就断然离开了死气沉沉的皇家公学。他辗转于欧陆与英伦之间，念书学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他在阅历人世的同时，还潜心研读古今哲学著作，探索人生的奥秘。但是他的这些努力一无结果，他只能从落魄诗人克朗肖的玩世不恭的奇谈怪论中寻找精神寄托，为自己勾画出一套所谓“尽可为所欲为，只是得留神街角处的警察”的处世“准则”。事实上，这套“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他进伦敦圣路加医学院学医，爱上了爱皮西点心店的女招待米尔德丽德，为她荒废了学业，将父亲留下的一小笔遗产，耗费了许多，再加上买卖股票赔了本，一时生计无着，幸亏由朋友介绍，在一家服装店当了个顾客招待员，才免于流落街头。他饱尝人间艰辛，历尽世态炎凉，最后得出结论：生活就像一条波斯地毯，虽说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实质上却毫无意义。尽管在作家笔下，主人公算是摆脱了情欲的纠缠，卸却了人生职责的重负，似乎进入了心清神净的“大悟大彻”之境，最后甚至还有了“否极泰来”的结局，然而我们在这个人物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人理想尽遭破灭的可悲命运。
菲利普个人的不幸遭遇，无疑有其丰富的社会内容。他的悲剧命运，应该说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的。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正是资本主义英国急剧向垄断资本阶段过渡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资本迅速集中到金融与工业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中下阶层在贫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大英帝国在国外更是疯狂争夺市场，拼命劫掠殖民地的资源。一八九九年，英国殖民主义对南非布尔人悍然发动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侵略战争；“巨人竭尽全身之力”，才算赢得不光荣的“胜利”。接着，各帝国主义之间又在酝酿一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严重而尖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随着固有的宗教、道德、文化、哲学的逐渐解体，人们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那种虚假的乐观气氛已荡然无存。西方文明将人类引入了精神绝境。小说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充满恐怖的现实世界”的晦暗画面，画面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听凭“命运之神”的驱使，飘忽在“茫茫无尽头的黑暗深渊”之中，“既不明其缘由，也不知会被抛向何方。”小说围绕主人公菲利普的坎坷遭遇，冷静而客观地揭示了一系列灰色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当中有贫病交迫、靠给穷学生授课苟延残喘的“日内瓦公民”迪克罗，他年轻时浴血疆场，为“自由”而战，晚年却对整个人类不寄予任何希望，静等从死亡中得到解脱；有立志献身艺术、却无绘画才能的穷学生范妮·普赖斯，她忍冻挨饿苦度了几个存秋，终于落到山穷水尽、炊断粮绝的地步，只得含恨轻身，悬梁自尽；有悲叹生不逢辰、自诩看穿尘世的落魄文人克朗肖，他靠翻译庸俗小说、炮制无聊诗文为生，借杯中物和酒后清谈消愁，最后以病死在贫民窟内而终其贫困、潦倒的一生；有爱金钱、讲虚荣、头脑平庸的女招待米尔德丽德，她把嫁人当作终生的衣食之计，结果却被人玩弄、抛弃，沦落为街头的卖笑女子，“淹没在伦敦茫茫的人海之中。”此外，更有那些被作家一笔带过的伦敦贫民，他们不少人不堪忍受贫困的煎熬，被迫走上了绝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菲利普的不幸遭遇，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大悲剧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
由此可见，毛姆在小说里直言不讳地描绘出了过去时代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同时也形象而真实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是时代的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他们的个人命运总是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毛姆就是这样冷眼看世界、如实反映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地抠挖着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疤。这无疑显示了毛姆作为文学家具备着时代喉舌的可贵品质。
作为一个目光敏锐的社会观察者，毛姆不会不看到他借以存身的社会已病入膏盲，而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所造成的。然而，作为一个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当然不会看到西方社会悲剧的根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不愿承认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类社会悲剧。小说中主人公菲利普最后省悟出的人生“真谛”，实际上也就是作家闩己审视了人生、社会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生活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只有摒弃人生的幻想，挣脱精神上的枷锁，才能成为无所追求、无所迷恋的自由人。显而易见，毛姆之所以选定“人性的枷锁”作为小说的标题，其用意也就在于此。小说原以希伯来大预言家艾赛亚（Isaiah，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所说的“美自灰烬出”（Beauty from Ashes）为题，后来作家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见到“人性的枷锁”一说，欣然作了更改。斯宾诺莎认为：人屈从于感情，有如套上了枷锁；只有运用理智，人才自由。他主张人们应运用想象和理智，变经验为预见，这样才能掌握“未来”，才不致沦为“过去”的奴隶。当然，毛姆在借用这一说法的时候，理性的内容消失了，而是代之以一套类似东方佛家“清心寡欲”、“四大皆空”之说的虚无主义人生哲理。这是这部巨著的糟粕所在。其实，作家在小说中所阐明的这套“哲理”，说穿了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教，一种麻痹人们赠志的精神麻醉剂，它既消除不了那些挣扎在资本主义桎梏中的人们的痛苦，更无助于改变造成人世间种种不幸的社会现实。这是我们在读完小说之后必须进行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小说《人性的枷锁》发表于一九一五年。实际上，毛姆在一八九七年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之后，就立即着手写自传体小说《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此书完稿后未获出版，而作家本人再也没有勇气去读它，任其撇在一边。“但是，我忘不了书中的那些人物，还有那些事件和感情……某此梦魂萦绕的往事，成了一种准以忍受的折磨，搞得我食不甘味，眠不安生，最后，我决定暂时停上戏剧创作，先让自己摆脱掉回忆的纠缠。我写这本书（即《人性的枷锁》，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我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等我看完校样之后，我发现那些缠人的幽灵全都安息了：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以后再没在我脑海出浮现过……现在我很难说清楚，究竟有哪些内容是我向壁虚构的，有哪些是活生生的事实——究竟哪些事是实际发生的，哪些事是我希望发生的。”
由此可见，毛姆写这部作品，先后两易其稿，酝酿、构思长达十数年，是部精心构思、精心创作的巨著。正如他对一位友人说的那样：“有教养的人们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部《人性的枷锁》这样的小说呢？’我回答他们说，‘因为我只有一次生命。我花了三十年才收集到写那部小说所需的材料。’”小说问世后，颇得与时不少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好评，认为它是一部“融汇了作家真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