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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都不成问题。隐藏在意识底层的，“为何要糟蹋天分？为何要浪费时间？为何要写这些垃圾？”如影随形，如蛆附骨，只怕老校长的魔咒还在蠢蠢作祟着。
一九八二年，斯蒂芬·金已经接连写出《午夜行尸》（Salem s Lot ）、《闪灵》（The Shining ）、《玉米田的孩子》（Night Shift ）、《再死一次》（The Dead Zone ）、《燃烧的凝视》（Firestarter ）、《狂犬库丘》（Cujo）这些哄传一时的叫座小说，声名大噪，隐隐然具备“畅销霸王”气象之时，他却出版了《肖申克的救赎》（Different Seasons ）。这一本书颇出乎读者跟出版界意料之外，是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前三个与恐怖几乎沾不上边，最后一个虽颇惊悚，但跟之前的“超能力”、“吸血鬼”、鲜血满地流相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关于这本书，斯蒂芬·金后来曾透露：“我花在上面的精神比任何一本书都多。”“也许一生再也不会出版另一本完全相同的书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神？为什么再也不会有第二本了？答案还得从这本书里去探索。
斯蒂芬·金在《肖申克的救赎》的《后记》里追述，当他出版《魔女嘉丽》后，又写了《午夜行尸》，编辑有点替他担心，原因是怕他被“定型”为“专写恐怖小说的作家”。斯蒂芬·金对这事看得较轻松，要他等几年再说，原因是“在美国，没有人能专靠写恐怖小说赚钱”。言下之意，当然是指他还会转型的。后来，《闪灵》又大卖，编辑更担心“定型”问题了。斯蒂芬·金却还是一派轻松，认为被定型也无妨，“如果读者喜欢，我就继续写恐怖小说好了，这样也不错。”等到《肖申克的救赎》出来了，他的编辑还是在担心，重点却不一样了，“我可不这么认为。里面能不能有一篇是恐怖故事？”“我大概可以加强一点恐怖气氛。”“好极了！还有那本新小说——”“写一辆闹鬼的车如何？”“这才对呀！”
从担心“恐怖”到担心“不恐怖”，清楚说明了市场的力量正一步步把斯蒂芬·金给“定型”下来。但也说明了，就算一生最爱是恐怖，就算八年写了十部小说，本本畅销之后，他还是有些疑惑，无法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写些“垃圾”、在“糟蹋天分”、在“浪费时间”？这种焦虑，透过《尸体》里被公认为斯蒂芬·金的化身的叙事者戈登的口中说得很清楚：“许多书评人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狗屎，我也时常觉得他们说得没错……我的故事太像童话故事了，显得荒诞不经。……我想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否真有任何意义？一个人能以写杜撰的小说致富，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读者喜欢我就写，斯蒂芬·金是这样说的。然而，足以肯定一个作家的，除了读者的掌声之外，别忘了，还有书评人——像老校长那样，老爱把“畅销”跟“垃圾”划上等号的书评人。在无钱买米买盐的时候，赚钱养家求温饱是最迫切的需要，旁人说好说坏都不重要。一旦财源滚滚、衣食无虞之后，自我肯定就变得重要了。这一肯定，往往都要靠“名”，且是“好名”，而不是“恶名”。毫无疑问，斯蒂芬·金才华横溢，但正如他所说，喜爱黑暗不可知的事物是他天生的兴趣，他依着上帝所赐予的写作才华，顺着自己的天性去创作，他够认真、很努力，外界也回报他足够的财富跟名气。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且是他认为值得尊敬、应该重视的人，却总是认为他在哗众取宠，一味赚钱；老是批评他所写的东西不入流，赚再多的钱也还是“垃圾”？如果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忠于自己”，那他肯定做到这点了。但为什么主流文学界还是没办法肯定他呢？
这个焦虑后来成为斯蒂芬·金文学创作中很明显的一个特质，他经常以畅销作家为写作对象，远如《惨不忍睹》（Misery， 1987 ）中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的那一位，近如《白骨袋》（Bag of Bones， 1998 ）里被创作瓶颈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一位，其中均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
最值得注意、也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黑暗的另一半》（The Dark Half ，1989），那位专心于严肃文学创作却一事无成，偶然游戏文章，写了几本恐怖小说竟名利双收的中年作家。因为越写越觉得糟蹋天分、浪费时间，他想抽腿罢手了。透过杂志报道，搞了个亲手“埋葬分身”的仪式，在坟场拍了几张“我的墓碑”的照片，用以昭告世人。谁晓得竟把那个无中生有、照理说已经一死百了的“通俗分身”给唤醒了。“他”从坟坑中爬了出来，大开杀戒，把每一个涉及谋杀“他”的人都给杀了。最后还绑架中年作家的妻儿，威胁他再写一部系列小说，好让自己能复活，也取代他的地位。故事结局，“严肃文学”终究还是打败了“通俗文学”，把“他”赶回“他”该待的黑暗世界里。书中有一段话，让人浮想联翩：“任何靠创作维生的男人或女人都必须这样。一个活在正常的世界上……另一个创造世界。他们是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但，为什么通俗文学的那一位是“黑暗的一半”，而“活在正常世界上的这一位”又非要将他置之死地呢？现实的斯蒂芬·金分明是“黑暗”那一边的人，可他为什么还是把“自己”给处死了？这种处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什么呢？
通俗文学属于“黑暗的一半”。就斯蒂芬·金而言，现实似乎就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他出道十二年，早已家财万贯，名利双收，在美国文坛上，却像个新兴暴发户，只能孤芳自赏。代表主流的“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Foundation）从来不曾正眼看待过他，别说作品入围“全国图书奖”什么的，就连每年的颁奖典礼，冠盖满京华，也从来不曾寄张请帖给他：你想来，就自己掏钱买餐券吧！斯人独憔悴的斯蒂芬·金或许因此气不过，决心换跑道再出发。这一年里，他公开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较无门户之见、始终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说（这时的他，早获得代表这两类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雨果奖”〔Hugo Awards 〕、“卢卡斯奖”〔Locus Awards〕跟“世界奇幻文学奖”〔World Fantasy Awards〕）。
此消息传出后，“金迷”一片哗然，坚决反对，抵死不从。靠他吃饭的那些影视中人更不用说了。其情况恰恰合了一句谚语：“扮戏的要散，看戏的不肯散。”最后，斯蒂芬·金或者拗不过书迷的热情、本性的呼唤，以及，也很重要的，白花花银子的诱惑，写着写着，还是回到恐怖小说这条道路上来了。一九八七年，他写出了《惨不忍睹》，后来搬上银幕，改名《战栗游戏》，那个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着她之所爱写作的畅销作家，相当程度上，当是反映了彼时斯蒂芬·金的内心感受吧。
被“绑架”了的斯蒂芬·金，一如胡适口中的“过河卒子”，退既无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的方法，除了更细腻、更讲究创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暴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异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说，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小说，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从“双日”（Douleday）到“维京”（Viking），再到“斯克莱布诺”（Scribner），一路更换出版社的轨迹，也说明了他越来越“严肃”以对的态度（一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 Man in the Black Suit 〕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O。Henry 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 Perrin ）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哪能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