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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
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刘宾雁‘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店买不到刘宾雁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敍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计程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画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导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
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又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份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之前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刘宾雁有什么威胁‘？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
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
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
……
个人观点——
首先，我们应该对这位先辈奉送一点悼念。然后，我们应该反思一点东西。
不过，大可不必认为中国官方在这事情上做错了。我之所以帖上这文章，仅仅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成为历史的新客了，我们也可以有“知道”的权利了——很多事情在当时有各自的原因，我们必须谅解，但是事后，我们不能让它尘封。否则，是对自己的欺骗。
是的，官方没有做错，但是也没有做对。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体制有不同的好处，当然也就有不同的坏处了，区别仅仅在于好坏的多少与处于某种体制下的人民在意的侧重点了。就像美国人喜欢抨击中国的问题多多，当中国人细细观察美国后其实也能看出很多问题的。中国没有多少人这么做，主要因为中国人多数不像美国人那样酒足饭饱没事做。其实这样的反差早就有了——古希腊人在剥削了奴隶后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