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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满了一地的刀子。
除了这些还固执地种在脑子里的感觉给我留下一二印象，当时的情绪已经杳无踪影，整个的记忆仿佛一幅大块脱落的壁画，只剩零星的色彩还在上头，成了一种艳丽犹存的反讽。
查朋义没有威胁我，也没有表现出记恨我的模样，只是一遍遍地让我改论文，越改越没有章法，全都乱了套。
“你要是存心不想毕业，我也没意见。”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抬眼看向我。阳光在他背后的玻璃上晕成一团，活像天成的圣光。
“论文怎么样了？”
“还在改。”
“吃好了吗？”
“嗯。”
“我来洗碗，你歇着去吧。”
孟先生站起来收拾，我帮忙把汤盆端到厨房里，收拾干净饭桌，站在厨房的推拉门边上看着他洗碗。他瞥我一眼，笑道：“守着我干什么？”
我跟着笑了两声。
“怎么突然想起换个新号？”他问，“这个号没你原来那个好记。”
我摸了摸后脑勺：“买张新卡方便啊，不然还得去重新办。”
孟先生笑了笑：“把你懒的。出差两天就打不通电话了，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
“这不好好儿在这儿呢吗，能有什么事儿。”
后颈一圈都热烘烘的，我不大自在，说：“你这儿洗差不多了，我去洗澡。”
他点点头：“去吧。”刚转过身又叫住我，问，“你们学校这几天没为难你吧？”
我心里咯噔一跳，下意识飞快地回了句“没有”，从他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端倪，我不太放心，“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就问问，毕竟闹得也不小，怕他们给你施压。毕竟瞿男这事儿明显有点问题……你之后准备怎么办？”
“我不知道。学校的意思是想让我别添乱了。大概他们也知道我没什么关键证据，不如就让这件事过去。”我觉得有些烦躁，“我当时也不该脑子一热立马捅出来，现在再说证据已经来不及了。明明都知道这里面有猫腻，但是大家都不说；瞿男她爸妈更是……”
“其实他们说得也没错。”孟先生擦干净手，走过来按住我的一边肩膀，“瞿男的家人已经拿了钱，说明他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同意，那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已经了结了。”
“那瞿男就这么白死了？”我质问道。
他没说话，只是望着我的眼睛。然而那目光里已然袒露了一切。
我从来没觉得这么愤怒过，这是一场懦弱的怒火。火山底下岩浆翻滚，然而那上面的火山灰千尺厚，使得那股岩浆小得可怜，只能徒劳地撞在石壁上，发出细小的呜咽。
那天下午，我刚把写好的一大段内容删掉，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喂？妈。”
“你在哪儿？”
“在家啊。”电话用肩膀夹在耳边，我慢腾腾地打字，有点不耐，“怎么了？”
“问你两句话，你就那么不耐烦？”她突然爆发，震得我耳朵里嗡嗡直响，“你还有没有把我当你妈！”
我被骂得懵了，不知该接什么话，只听她在那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好半晌才扯着吼哑了的嗓子说，“你回家一趟。”
“回家干什么？我事儿多着呢。”
她冷笑了一声：“你有事，你天天那么忙，没见你整出个屁来。”
我捏紧了电话，食指在J键那条凸起的棱上来回抚摸：“我不想跟你吵。”
“你不回来，你在学校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写论文呗。不交论文怎么毕业？”
“说两句话比茅坑里的石头还硬！少跟我说那么多，你马上收拾东西给我回来，就买机票。”
我把键盘往里一推，安静的房间里顿时发出结实的一声“砰”：“回去回去，你考虑下我行不行？”说着我一下子站起身，整块头皮下的血管全都突突猛跳起来，让人感到轻微的晕眩，“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不行？”
“要我什么事儿？问你自己！”
心头猛地一缩，我下意识反问道：“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你好意思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出来……”
我一把按了挂断，把电话丢在桌上。
奇怪的是，电话竟然没有再响起来，我还捡起来确认过好几次它是不是磕在桌上摔坏了。
比起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更怕日复一日的折磨。
我很难向你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对此没有真正切身体会的人，大概都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西西弗斯的惩罚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起头我每天会写废很多字的草稿，但总能写出点新花样，尽管这新东西第二天仍旧会被删掉。我妈打过电话那天之后，我经常一百个字都写不出来，开着电脑，对着窗户发一整天的呆，连对面那几户人家的防护栏有多少根铁条都数得一清二楚。
我能感到查朋义在给我下绊子。但这是无形中的，就像当时跟警方交涉中的碰壁一样，你没法向别人说明它是什么样，在什么地方，明明看起来一切可行，但偏偏落脚就只剩无路可走。
有天午后突然下起大雨，空气里都是灰尘酸闷的气味，我关紧窗户，细细亮亮的雨点像针一样把玻璃割出条条裂痕。天很灰，边缘泛着陈旧的黄色。脑子里一根神经趁我不备，悄悄地将“瞿男”两个字拖到被记忆遗忘的深渊里去。
于是那场雨后，我就开始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生活照旧平静得死水无波。
偶尔的一句流言蜚语，一个眼神，一段沉默——也许不关它们的事，只是因为太阳底下的温度太高，我的理智也跟池塘里的水一样，在慢慢蒸发，尽管那变化肉眼难察。
就连待在身边的孟先生也不能让我稍感宽慰，有时反而让烦躁变本加厉。
他太聪明了，每次在他跟前撒谎，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拙劣的丑角。我知道他是这之中最无辜的人，因此极力克制不向他泄愤，然而大脑充血下的口不择言，快得我都来不及遮掩，像用石头把玻璃窗砸碎的可恶小孩，只留一地的玻璃渣子。
我每次都不知道怎么收场，尴尬地坐在原处，孟先生就像原谅小孩儿似的，摸摸我脑袋，继续做被争吵打断的事。
我感激他这样百般忍让，然而这宽宥的爱却像西西弗斯的大石头，在暮色中从山顶直滚下来，将我碾成齑粉。
三天两头从市中心去学校实在折腾，瞿男的事情似乎已经风平浪静，孟先生问过我的意见，我同意之后，又一起搬了回去。
晚上我照例睡不着，压得一侧的耳朵实在疼得厉害，才耐不住轻轻翻了个身。然而这老式床比市中心屋子里的旧得多，稍微一动就不轻不重地发出一声老迈的呻吟。
这声响不算大，但因为屋子里太过安静，就显得格外清晰刺耳，吓得我一下子连呼吸都屏住了，尖起耳朵听身边人的动静。背后没有声响，我刚松了口气，就听孟先生轻声问：“还没睡着？”
我抱歉得很，勉强平躺着，方便转过头看他：“吵醒你了？”
他翻身面向我，一只手在我颈子上摸了摸：“热吗？”
“不热。”
“怎么睡不着？”
“我……可能在那边睡习惯了，认床。”
“白天别总坐着不动，黑眼圈都要挂到锁骨了。”说着他自己先笑起来，手上稍微用劲，我半截身子顺势歪到他枕头上，头发蹭了他一脸，“你最近还头疼吗，不然我明天陪你去挂个号看看？”
“不疼了。”我这样说的时候，无数根针死命地扎着我头皮下的血管，惩罚我的谎言。
他亲了两下我的发心——我早就发觉他似乎钟爱毛茸茸的东西——然后找到我的耳朵，含混地说了几句闲话。与其说那是话，不如说是一串细碎的吻，最后在我耳尖上咬了两口以作结尾。
我偏过脑袋，对他的屡教不改表示抗议，他跟着追到我枕头上来，继续正大光明地咬耳朵：“快睡。要不就起来做一场。”
然后我们就激烈地做了一场。
晚上八点多钟，我们正在看电视。两个人没长骨头似的在沙发上靠成一团，是晚上闲待着的常态。电视上播动物世界，母狮也懒洋洋地卧在草丛里，小狮子在旁边上蹿下跳，其中一只把它的一个兄弟按倒了，扑住脑袋咬它的耳朵，它的兄弟大张着嘴，杀气腾腾地甩尾巴。孟先生正在看杂志，我轻轻踢了他一下。
“你看，跟你一样。”
他正要卷起杂志敲我的头，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来了。”我抢先答应了一声，人仍还窝在沙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