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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待得那位太宗皇帝驾崩之后，这样的政策延袭了下来，其后果之严重，更是难以估量，毕竟那位太宗皇帝赵光义虽说昔年多半是在其兄太祖皇帝赵匡胤的指挥下作战，但怎么说也还是从军旅之中起身，怎么也还不失为一个将才，他在宫中所制订传出的那些阵图，虽说难免有流于臆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终归还是依据他的经验跟判断来绘制传出的，自然这种在千万里外盲人瞎马意欲遥制战争的指挥方式十分可笑，也绝难据此打出什么样的胜仗来，但在这位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总算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玭漏。
然则随着太宗皇帝驾崩之后，其后宋室的天子官家，无一不是长养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根本就未曾见过兵戈亲临战阵，对于行军布阵诸般事务的认识，不外都自是来自于书本之上罢了，偏偏宋国朝堂依照祖制，还是严格按照将从中驭的那一套，每遇战事，都由宫中传出阵图，而要前线军士依样故事，如此又怎能不败？！
只是如此一来，天子对于军事一无所知，偏偏却又要直接给前线将士下达具体指令，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一改昔日太宗皇帝之时军令都由天子官家自行裁决的惯例，而要借助于那些朝堂之上的文人士子们共同商议，久而久之，在当日里太祖皇帝那文武分流，武将不预政事，文官不预军务的策略也就完全走了模样，近在中枢的文官集团借助天子之威，成为了完全凌驾于武将集体的存在，而且随着时势的推移，将这种优势持续地扩大并维持至今。
是以文官集团之中，其实从来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将从中御所带来的弊端，只是历来朝堂之中多有锐意改革之士，却是有意无意之间，都一致避开了对于这种将从中御的制度提出意见，乃至如王安石变法乃其斯后所引起的朝中新旧两党之争中，锐意变法的新党一脉，也没有真正花多大的力气，却改变有宋一代这种将从中御的祖制，究其根本，这固然是顾忌将从中御原本是出于帝王防范之念，未可轻移，但更根本的原因却也是因为这将从中御的方略，实质上已经渐渐演变成了以文驭武，演变成了文官集团凌驾于武将集体之上的最根本的依据。
早在昔日真宗初年，辽人举大军南侵之际，当时身为朝中文人魁首的寇准力主天子亲征，亲临前线，名义上是借天子御驾亲征而激励士气，实则也不外是将整个指挥中心真正地转移到第一线，从而能够及时地听取第一线指挥军官的意见，临机应变，由此才暂时击退了辽国大军，然则宋国那些当日里真正主持着宋国大局的文官集团的首脑，却是并不曾趁胜追击，反倒是以胜求和，与辽国签下了亶渊之盟，其根本就是因为这些个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心中都很明白这一场大战的胜利是因何而来，而如若不想更改将从中御的方略，那就只能见好就收，否则势必不可能让天子官家跟着军队一路北进，那么只要战线一旦拉长，战局胜败逆转于旦夕之间，几乎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也就直到女真金人跃马南下，踏破汴京神器，迫得宋室南迁，甚至于几番几回追得方是时刚刚登基称帝的赵构狼狈逃窜，一度泛舟出海的时候，朝堂中枢几近于瘫涣的时候，这将从中御的方略，才因为这种实际情况而无法执行，然则就在岳飞等艰难地抵御住了女真人的兵势，使得南迁之后的宋室政权渐次稳定下来之后，那位自我感觉得已经坐稳了天子大位的皇帝赵构，也就开始通过种种手段，希望恢复这种将从中御的方略，而在秦桧拜相，成为整个南渡之后文人士子的魁首后，也积极地推动这一所谓的祖制的恢复，讲求将从中御，以文驭武。绍兴十年之际，刘琦在顺昌大捷，却被迫班师，便是秦桧草诏，天子首肯，而直接下诏书达于军前的结果，斯后岳飞之十二道金牌，就更是这种极端的例子。
可以说到了今时今日，朝堂之上的那些个文人士子们，对于文官集团凌驾于武人之上的这种地位，早就已经视若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以对于哪怕一丝来自于武人集体有可能近入中枢的讯号，都是反应激烈到近乎过敏的程度。便如昔日之狄青，可以说为大宋立下不世之功，虽说出任枢密使，跻身宰执之列，但在朝堂之上也自是一向谨言慎行，除了军事相关的事务，其他再不多言，但纵然如此，却也很快就在整个文官集团的集体攻击与反扑之下，被贬出外地，郁郁而终。
而在南渡之初的那种特殊条件下面，岳飞、刘琦等一批将领，因着无可置疑的功绩，而在朝堂之上得到了自宋开国以来武人少有的地位，原本就难免引起文官集团的猜虑与顾忌，秦桧对于岳飞等人的打压，虽说肯定有着他自身的考虑，但总体上也可以说是代表着文官集团的整体思路，若非如此，秦桧也不可能借此巩固权位，身寄天下文人士子之望。
原本如若没有这个天子官家，忽然之间就换了一个人般的将原本自度必死的岳飞自风波亭中救下，这一场文武之争也就算是胜负已分，尘埃落定了，大宋必然又将回到那将从中御，以文驭武的老路子上面，武人集体势必再难有抬头之日，只要秦桧的和议之说能够谈成，一切也就将又回到亶渊之盟后那种岁月，由文人士子主宰的朝堂只修明内政，而再不会提整军备武，当然这些文人士子们还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叫两声要收复河北之地，收复汴京神器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这种语言也就只如昔日那希望收复幽云十六洲的誓言一般，终归也是只能说说罢了。
然则现在一切却就这么变了，这位天子官家非但救出了岳飞，驱逐了女真人的和谈使者，还就这么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亲自上到前线抵御女真金人，甚至于还在离京之前，将事实上相当于大半个监国地位的知临安留守事一手交托给了岳飞，而位列当朝首相的文官之首秦桧，只是个相当于副职的同知临安留守。
这些事情，都自是岳飞与刘琦这些个将领这么多年来心之所向，却是哪怕做梦也不敢梦到有朝一天能够实现的事情，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还真就这么一一地真实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实在让岳飞、刘琦他们，简直都有几分措手不及的感觉。
然则这等局面一下子翻覆得太快，虽说对于武将群体而言，是颇为扬眉吐气的一件事情，但却也几乎必然会激起文官集团更为激烈的反扑，尤其是在这种天子官家领军在外情况下面，又要保障前线的后勤供应，最终逼得岳飞、刘琦不得不采用了如现在这般派出帐下军士，强行进驻临安各部院有司衙门的激烈举措，只是这样一来虽说可以以强制力暂时保障临安或者说大宋朝局的稳定，但却终究不过是将这些文人士子们的怨气暂时压制了下去，待得这种压抑的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只怕反扑的力量要比先前更强猛烈百倍千倍。
岳飞与刘琦他们当然可以完全无视文官们的意见，毕竟他们这些武将出身的代表人物，无论姿态放得如何地低，那些文官系统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放下对他们的成见与排挤，是以引军入驻临安各部院有司衙门，手段上自然是颇为粗暴，也必然会挑起文官集团心中的积愤与怨言，但只要岳飞与刘琦评估觉得这样做确实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能够维系得住临安城中乃至大宋朝堂的安稳的最好的方法，那他们也就毫不犹豫地去做了，反正最坏的结果，也不外是让原本就已经紧张的文武官员之间的对立更为激烈一点罢了。
现在的结果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至少这些天来，在那些真刀真枪的军士们面前，临安城中有司各部的那些文人士子们虽说不免怨声四起，也使尽了脸色，但怎么说也还算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至少没有人敢以命相搏，弄出什么不可收拾的流血事件。
然则这样一种强力钳制下的太平，却是尤如沙积城池，绝对不可能长久的，只是在天子官家征战在外，他们务须保障军需供给以及后方稳定的情况下面，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事实上这些个文人士子们纵然在强力之下，保持缄默，但只要消极抵抗，就足以使整个大宋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