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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架过招，违犯了这个规矩要顶板凳跪碎砖场子。我们孩子家背后都说：这是因为彭师父的拳太烂，烂到谁也打不过，只好不许人试手，因为一旦试出了高低，他彭师父的两手三脚猫的功夫就无论你打几折也没人肯领教了。可是话说回来，村子里的大人要靠彭师父的药酒长命百岁，你又有什么办法？
红莲这样说起来，听着不只像是对我一个人的种种过往熟极而流，就连对我们那一整个破烂眷村的生活环境都能如数家珍、历历如绘。我于是一耸肩、一摊手，认栽了，翻身倒回床上去，有气无力地对着天花板叹了口气，道：“要干吗你就直说好了，我反正烂命一条，没什么好赔的。”
“我又不是那帮猪八戒，干吗这样讲话？”红莲顿了顿，咽口唾沫，仿佛狠狠吞下一口多么大的不愉快，才勉强微笑着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不该麻烦你。可是有件事实在很要紧，跟这件事有点关系的人又都跟你有些来往，有些瓜葛。所以——”
“所以你就跑来跟我打炮？”
红莲猛地扫我一眼，瞳人正中央进出两颗如星芒电火般耀眼的闪光，一瞥而逝，似有无限委屈，可又无从辩白——或者是她认为我根本无从理解——总之，她就那么看了我一眼，好半晌才继续说：“我跟你打炮只是因为我想跟你打炮；就像你跟我打炮只是因为你想跟我打炮一样。反正打炮就是打炮，不是吗？”
“这一点很对。”我近乎有些负气地用力说道。我心里也许不是这样想的，可是每当我所想的跟所讲的不一致的时候，我讲话就会特别大声，而且会重复：“你这一点说得很对。”
但是红莲似乎无意在打炮这个词，或者这件事上绕什么无聊的圈子，她的语调温柔、语气平和，用字非常谨慎，像是背出来的讲稿一样：“我们有一段时间误会你接近孙家那女孩儿是别有用心的，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你根本是局外人，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知道，你‘们’又是哪一‘们’呢？”我打了个冷战，随即顺手抓了个枕头，紧紧抱住。
红莲没有立刻答我，脸上反而露出了一种令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的表情——陌生的是这表情第一次出现在她的脸上，熟悉的是它让我马上想起那年在彭师母的菜畦旁边看上去心神荡漾的小五，一个在想着另一种生活、羡慕着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的一个状态的那种神情。
接着，红莲不知道多么轻又多么重地咬了两下下嘴唇，咬得泛了白又潮了红、潮了红又泛了白，才说：“以后你会知道，我们、我们是黑道。是暴力团。是地下社会的成员。是恐怖分子。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的人而且永远翻不了身。”
“有那么厉害干吗偷我的垃圾？”我哼了她一鼻子，把那句“你以为我他妈是给吓大的？”和了口唾沫咽下肚去。因为我忽然从她的眼眶里瞥见盈盈汪汪的两点泪光——那当然不是什么悲伤、哀痛的泪光，而是一种好容易说了什么实话，可是人家笃定不会相信你，而激出来的泪光。我太知道这种东西了——我每回跟所里那几个看我写小说不爽的教授讨论什么学术问题的时候，他们总皱着鼻头、眉眼微微勾挂着一抹笑意地听着，我才说完，他们就乐了：“张大春！你又在写小说了？”那一刻，我的眼角里就藏着这种东西。
但是红莲毕竟没让泪水落下来，她还是浅浅一笑，道：“真要是偷你的就不让你知道了。我现在只问你三件事：你认识岳子鹏吗？”
我摇摇头。
“万得福见过那张纸条没有？”
我又摇摇头，但是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可是那阕词本来就是他和我老大哥拿给我看的，他说他看了十七年看不懂，要我看看。”
红莲点了点头，走到床边，把那只腕子上刺了朵红莲花的手往我脸上磨蹭了半天，像是有些儿依依不舍的意思，然后才缓缓地说：“第三件事：可不可以答应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起那张纸条上的‘岳子鹏知情者也？’”
“那可不成！”我更猛烈地摇起头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管是万得福还是我老大哥，只要他们再来找上我，我是非说不可的。”
“如果我告诉你，这样会害死他们呢？”红莲冰凉冰凉的手停下来，想了想，又说，“你总不希望你老大哥哪一天又被什么灯架子砸一下罢？”
一听这话，我倒有一种脑袋被灯架子狠狠敲了一记的感觉——她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出自善意的警告？还是恶意的威胁呢？会是她，或者她“们”下的毒手把我老大哥打得头破血流吗？还是这后面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和恐怖分子呢？我这个轰然作响的脑子忽地灵光乍闪，从她先前的话里找着一条缝隙钻了进去：“万得福也好、我老大哥也好，他们混黑的也就算了，我没话说。可是你刚才还说盯上我也因为我是彭师父的徒弟。难道彭师父也是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恐怖分子吗？也有人要打破他的头害死他吗？”
“你彭师父——”红莲沉吟了半晌，才道，“就是岳子鹏。”
彭师父，一个每天提着个空鸟笼子四处溜达。成天价垂着头、哈着腰、佝偻着脊梁骨，天气再热也围着条毛线围脖儿的糟老头子。我们这些奉节俭持家的父母大人之命，不得而已，拜之为师的小孩子、小伙子们背地里给他取过一个外号，叫“越活越回去大侠”。这外号的源起是他老婆彭师母得的一种怪病，每当她发病的时候，整个人的意识就退回到记忆里去，而与现实的一切失去了联系。据说她这样倒退着活并非漫无边际，而是有条不紊地、好整以暇地从四十岁上往回一点一滴地过，只不过节奏有时快些，一年倒退好几年；有时慢些，好几年退不了几个月。不发病的时候过一天算一天，比什么人都实在。彭师父常在她不发病的时候和她口角，骂她：“越活越回去。”彭师母并不知道自己真地会发这种越活越回去的怪病，自然不以为忤，于是也经常反口骂彭师父：“你才越活越回去！”这，就是“越活越回去大侠”的典故。在全村百来个小辈的眼中，“越活越回去大侠”是个笑话，我猜想：除开长了一身孬皮懦骨的孙小六之外，没有谁尊他敬他如当面口中所喊的那一声“师父”。当然，恐怕也只有孙小六打心眼儿里认这笔师徒账。对于我们这些为了看病打折而拜师的徒弟们来说，彭师父要比彭师母还可笑一点。
可是，当红莲那样说的时候，我忽而有一种笑不出来的感觉——虽然彼时我并不知道岳子鹏是个什么东西。红莲的结论简单、明确、斩钉截铁：岳子鹏这个名字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十七年，可是彭师父在双和街菜市口过他那种近乎窝囊废的拳师生涯已经不只二十三十年。换言之，不能说是在十七年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使得岳子鹏改名换姓或者改头换面，而是早在二十甚至三十年前，岳子鹏这个人就已经在过一种两面的生活。直到十七年前，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使得以岳子鹏之名而行的那一面的生活中断了、消失了、不复为人所知所忆了。问题是，什么人才需要过一种两面的生活？又是什么事使其中之一面永远不能复见天日？
“不把岳子鹏——或者你彭师父——的底细搞清楚，‘岳子鹏知情者也’就会是太危险的一句话。”红莲的第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对谁危险？”
“对万得福、你老大哥、我们、还有你——当然，对你彭师父来说也一样。对任何人都危险。”这是红莲的第二个结论。
她的第三个结论似曾相识：“改天再陪你睡，嗯？”
24 记得当时年纪小
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如果还有人问我初尝禁果的滋味如何，我可能要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解释，但是我一开始会这样说：“那滋味就好比你知道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之后就老想着用个什么方法撩拨着让人知道它一样。”一种近乎皮下痒的间歇骚动，一直以神秘、颤抖的方式刺激着你的中枢神经，却不让你辨识出它真正的位置的一种痒；鼓舞着你、怂恿着你、挑逗着你重温一个秘密——你太想再确认一次、再确认一次它是不是真正值得的秘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事，我二十五岁，还可以在研究所混半年——这半年写不出论文来，非但得入伍当大头兵，连拖磨了四年的硕士学位也算泡汤完蛋。可是我真正关心且只愿意关心的事是红莲什么时候会再度出现。我想念她。
那是一种从来不曾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