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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衷如一’到‘五盅如一’——”李绶武道，“焉知岳子鹏画此，不是在向咱们讨五个一式一样的信物？若没有这如一的五个信物，咱们当然只是空茶（查）一场了。”说到这里，众人目光已不约而同地往桌面上那五颗弹头望去。
唯独万得福失声嗫嚅道：“难道老爷子临终之际另有托付，要家下光棍持这五颗弹头去向那岳子鹏讨消息？”
“得福！你是个用心的，悟到这一步，老爷子在天之灵应该十分欣慰了。不过——”李绶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余五老道，“诸位老兄弟可曾想过，万老临终留书，何以用右手写下‘泯恩仇传香火会六龙知天命’，却又用左手写下隐着个‘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呢？右手是惯常持笔之手，仅书十二字；左手原不习于行文，却写了四十四个字的《菩萨蛮》，岂不谬悖常情？”
这一问，显然把孙孝胥、汪勋如、赵太初、魏谊正都问住了。我老大哥则低头傻瞪着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倒是钱静农又露出之前那种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冲我不住地点起头来，口中的答话竟似与李绶武所问者无关：“大春也颇能识书，我却问你，《礼记·玉藻》同《汉书·艺文志》相提并论起来，孰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见而言，《礼记》在群经之中是后起之书，西汉诸儒多讲《仪礼》，东汉诸儒讲《周礼》。《礼记》之所以受重视，多半是因为《仪礼》、《周礼》不再能通行实践，才需要靠《礼记》来作一疏证会通。此书最早且称完整而流传的是郑玄的注本，郑玄出生于西元一二七年，上距《汉书》作者班固之死已经三十五年，若以孰为近古言之，班固的《汉书》自然著述得较早。然而钱静农这么没头没脑地把一经、一史二书中略不相涉的两个篇章拿出来讨问，似乎不只是在问我：“哪一部书中之言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书中之言较后出而转精？”他像是要我但凭直觉应对作答。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问、我就瞎答——我还是信班固的。”
“敢问其故？”钱静农紫脸上的五官一开，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袭兰台令史，搞的就是纪实立言，比起搞经术思想的那些个儒生动不动就祭出一个尊经法圣的幌子来借注立说，真个是‘述而不作’，老实得多。”
“此子恐是王若虚的信徒，”李绶武摘下眼镜，似是忍不住微笑着插嘴道，“所谓‘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己意，则宁阙之而勿讲，要不可随文而强说也。’儒生解经，常对法说相，越解得歧骈枝蔓、越觉立异鸣高，反而因相失法。好一个‘述而不作’！那么我且多问一句：你可知静农为什么拿《玉藻》、《艺文志》来瞎问于你么？”
我当然只能摇摇头，道：“宁阙之而勿讲，不可随文强说！”
钱静农当下一拍桌面，喝了声：“好！”但见那五颗弹头给震得向上冲飞，在半空之处叫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说的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艺文志》说的则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今你既然省得了万老临终所托，竟是觅一记言之人，何不便将了这五个信物，去寻那‘岳子鹏知情者也’？”
“方才你还在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呢？”李绶武虎瞪起一大一小两只眼珠子，一脸麻瘢凑到我鼻尖上，仍旧狺狺笑着，道，“令尊当年要是肯不计出处安危、抗首任事，咱俩一里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证搜罗齐详、公诸于世，哪里容得这二厮日后在万老身边嚼舌嚼黄胡开口、唠噪出个‘周鸿庆’的案子来？即便是万老升天之后，我还等了令尊一年又五个月，结果呢？令尊毕竟辜负了我！”
钱静农搅握的那五颗子弹在此刻喀喀啦啦落入我那双不知何时竟已摊开的掌心之中。我听见万得福对我老大哥说：“他原本就该是个光棍，却到今儿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颗弹头交到彭师父手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两句话：“看光景是长了点儿见识——屋里说去罢！”
离开彭师父的家之前，他交给我一个用金怀表链条束着的布包儿，布包儿是浅蓝色薄绸袍子前襟的一角，上头还洒了几滴早已干涸、呈暗褐色的血污痕渍，链条和袍襟之间则塞着一枚钞票大小的纸方。彭师父告诉我：“听万老爷子说，里头是一卷音带——你，可以回去了。”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我问了他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他怎么说，都让我觉得，“越活越回去大侠”自己那残破、飘零的大半辈子竟然像连缀着百衲衣的针黹，扃着、穿引着、补充着他身边所有的人们的生命。他从来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总只能衬托出其他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如果有谁要以他个人的经历摄制成一部剧情片，则彭师父也只合是个龙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谁能平庸到那个程度来饰演他的角色。他唯一值得丁点笔墨的地方是曾经偷偷摸摸练成了《无量寿功》之中所载的五层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际，他的肌肤肿胀、筋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满，浑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来面目。换言之，认识彭师父的人不会知道、也难以想像他能有什么本事。见识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则不会相信他就是彭师父。他的皮相和实体——请允许我略事夸张地把这个人物说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实体是彼此决裂、悖离且格不相容的。
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