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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藏一屉，屉中是一册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宽、厚达两寸有余的硬纸裹布烫金题签的《肉笔浮世绘》和一古纸信封——透光映看，信封中似是火车票。好容易自紧仄的暗屉里抠起书角、捧入怀中，只见驹正春袂影翩然，已经在店门口的染布酒帘儿之外，我踉跄趔趄，疾步趋出，只见屋外长巷迤逦、明灯熠耀，却无半抹鬼影：霎时间颇有《礼记·檀公》中形容孔夫子“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的苍茫踟蹰之感。再回店中，那美妇一仍笑靥相迎，可是怪状又浮现了：先前那间“审容膝之易安”的阁中之阁居然倏忽不见了，只原先在我身后的阑干还在、梯间亦无异状——唯阑干上所贴的一张想来具有“雀舌”作用的纸条则已被人撕去。小室所在之处竟成了一片平旷的地板；环顾店中景况，似乎又与前夜和大春同来时所见者并无二致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不只是身为伊贺忍者的驹正春特意卖弄其“崩楼技”的身手而已罢？我信步踱出，在寒风里踽踽而行，越苦思穷究个中奥旨，越觉得此行随缘而遇、随遇即灭的遭际一如《旧庵笔记》所谓“崩即崩耳”的境界。或许伊贺忍术之特别注重“灭迹”手段自有其务实目的——比方说：今夜如果有人蹑循而至、拍下了驹正春与我密谈的照片，如此一“崩”则显象皆幻，又有什么证据能指称这密谈曾经真的发生过呢？——不过，对我而言，即使作这样的推测亦属妄想。在漫步回旅馆的途中，我几度回头，欲寻原路而返，再看一眼那小酒肆、再确认那阁中之阁是否完好如初——然而每一旋踵，便哑然失笑。说起来，正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想，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回头再说《肉笔浮世绘》。我首先注意到，在它的蝴蝶页上，果然信手写着驹正春的住址和两个电话号码，一望而知，确是出自龙芳那笔刚劲而瘦硬的黄体字——这一点无足怪哉，近四十年来特务系统中人学“老头子”书势，中锋侧用，方角锐折，常暴露出一种险峻孤拔的情态，反倒与人格上的“刻急”相映成趣了。这是赘语，且罢。
至于书的内容，则合两页成一折，一共是两百九十六幅男女交欢的图画；男子大多膘肥肉厚，女子也油胖白皙，或俯仰纠缠、或起落合吻，绞臂蹶足、耸臀袒胸，虽各尽姿趣，恐亦非常人所能仿之效之者。最可憾的是东洋人自有一套东洋人的拘牵泥窒，每于图中男女私处喷以银粉，败兴甚矣！
我从头到尾翻看了两遍，佐以旅馆所奉赠的煎茶，不觉已过三更，酒意渐退，非徒没有看出这部《肉笔浮世绘》有何蹊跷，人却在沙发椅上困着了。直至天光渐明，透窗刺眼，我才发现自己以书为衾，睡了一两个钟头。遂待移书起身，觅床复卧，不意由散开的书的顶侧看去，却见有一折两页之间竟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