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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