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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去地摇晃着脑袋。
“高阳生前要是来得及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书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写成了书、发表了，让大家都读到、也都明白了，也许还不至于遭了‘他们’的道儿——”
“你、你想怎么着？”家父像是忽有所悟，双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撑，站起了身。此际我早已拔下房门插销，扭开喇叭锁，勉强挤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可没有高阳或者你那样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彻了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冲出家父的书房，跳过长几，直往屋门奔去。
家父在我身后好像还追问了一句：“你要干吗？”我的答复则飘荡在整栋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
43 小说的诞生
这是我动念要写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团》的小说的那个夜晚。大雨又劈头罩脸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气跑到中华路、西藏路口，设想着多年以后，当孙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想尽各种法子逃脱那些个老家伙的追捕？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先躲进路口这幢名为“南机场公寓”的“国宅型”建筑中避雨。彼时他身上应该还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从修车厂库房里削出来的夹克，胸前背后各绣了一组汽车油精牌子的英文缩写字母，腰间缠着孙老虎传给的一卷软钢刀，脚下趿拉着小五亲手缝制的黑帮子白底棉布鞋，皮夹子勉强不算空，还塞着一叠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攒了不知多久的小额旧钞票。这小子也许不急着赶路——穿一身给雨淋得透湿的单薄衣裤行功疾走，这叫没病找病；他应该会一直在“南机场公寓”地下楼的菜市场里等到雨过天青。我猜那会是一个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节（最好是微带湿凉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晓前后，夜雨渐息，孙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蹿上公寓顶层的楼梯间，从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张望，确认方圆数百丈内并无任何一人的踪影之时，他便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
关于《城邦暴力团》，我最初的想像仅及于此。这个小小的段落犹如一首交响乐曲乍然展开的动机，反复萦绕、回旋，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的那个雨夜开始，可说无时无刻不在搦动着、触探着我的意绪，直到我把它写出来的那天为止——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把它写出来的那天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孙小六当真从我所说过的那个五楼破窗中一跃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地简述一下这个创作动机的来历：
当我疯了似的冲逃出门，带着些许离家出走况味地跑进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