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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属扬州。因外族相继入侵，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从这时起，西湖之名益彰于世。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
在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祐四年（1089），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国内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
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兴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杭州西湖，最早见于记载时称《武林水》，这在东汉班固的《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可以查到，他写道：《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一般认为，武林山即今灵隐，天竺一带群山的总称，而发源于这一带的南涧，北涧等山涧汇合为金沙涧，东流注入西湖，是西湖最大的天然水源。
从北魏郦道元的名著《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衍生出西湖较早的另外两个古称：明圣湖和金牛湖。郦道元说，杭州前身钱塘“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
唐以前，西湖通用的名称是钱塘湖，这大约是因为东汉时，一位名叫华信的地方官，在西湖以东地带筑塘抵捍钱塘江咸潮而得名。白居易诗文中，每每提到钱塘湖，如“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答客问杭州》）：另一们位知名诗人张祜也有一首诗作题为《早春钱塘湖晚》。不过，至迟在唐代，“西湖”这个称呼已经被频繁使用，同样是白居易诗文，就经常用“西湖”一词，如其诗题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别》等等。之所以称“西”湖，是由于早以前的钱塘县城，隋以后从位处西湖之西，迁建到西湖之东，也就是原来在城东的钱塘湖，现在位于城西了。湖居城西，故名西湖，这和全国其他地方同名西湖者是一样的。而北宋大诗人苏轼（东坡）在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中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后，西湖又有了西子湖的美名。西子即春秋时越国的绝代佳人西施。比较天下数十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也惟有杭州西湖当得起如此盛誉。南宋时，西湖出现了畸型的繁华艳丽，偏安江南的统治集团不思恢复故土，却沉湎于湖光山色，奢靡享乐之中，一掷万金，花天酒地，西湖于是又被人称为“销金锅”，非常恰当，也非常辛辣。
除了前面提到的多个名称外，西湖的别名还可举出一大串，如：石函湖，放生池，上湖，高士湖，明月湖，美人湖等等。每别名，各有来历。石函湖是因唐长庆年间白居易筑石函以蓄泄湖水而来；上湖是相对于其北地势较低的下湖而言；放生池是由于北宋天禧年间杭州郡守王钦若奏请以西湖为放生池而得；贤者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