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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或许不懂学术，或许不懂教育制度，但说到官场晋升种种，不懂装懂的比懂的多，懂的比不懂的多。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重量，可以被放在各种天平上称量。
第四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是黄仁，作为鸿睿班的常务负责人，黄仁做了许多的庶务，但也因此得到了杨锐的额外照顾，借着较好的英语水平，黄仁抢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名额。
这自然也是赚到了。同样是重点大学，语言类大学对英语分数做了额外设线，并加考听力和对话。如果总分达到，英语成绩不能达到，依然会滑档。而河东省的英语水平普遍落后，学生们有的不敢报，有的是报了考不上，由于英语成绩是瓶颈，外语类专业的录取总分不得不比同档次大学低30分左右。
但是，这样的好事也就是85年以前才有，再过两年，新一代的学生们成长起来以后，学满4年乃至6年的全日制普通中学生多起来的时候，这种好事就不再了。
刘珊与何成紧随其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并将自己的大名以红榜的方式，张贴在了西堡中学门前。
刘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何成：北京化工学院（化学与应用化学专业）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到明后年就会改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一攀升为中国最难考的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同样是重点本科院校，同样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改名叫北京化工大学。
虽然性价比远逊于对外经贸大学，不过，因为何成给杨锐做了长时间的实验室助手，北京化工学院却是他明确喜欢的大学，能够做到这一点，分数和大学的性价比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
对中国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很少有时间去了解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大学自然只能片面的参考就业分配和分数等场外因素。
而少数有机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生，反而省去了许多纠结。
像是何成，他的目标就是北京和化工这两项要求，为此，达到重点线的他，甚至从第二志愿开始报考了普通本科，而没有将河东大学放做自己的保底项，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将留在河东当做胜利。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何成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化学，而跟随杨锐，更是优先级高于化学的选项就何成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继续给杨锐做实验助手，那即使被迫学“生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拿到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何成已经欢喜疯了。
紧接着他们的是苏毅和王国华的。
估分比重点线还低两分的苏毅同学，毅然冒险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最终的实际分数比重点线高了一分，由此跳线成功，算是捡漏了一把。
因为“工业”二字在80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很多学生都会为这两个字付出额外的溢价，再加上北京二字所带来的分数增幅，使得充其量为知名大学的北京工业大学，分数一度飙到名牌大学的高度。
不过，月满则亏，到了83年，由于许多学生估分失误，预测分数线错误，北京工业大学在河东省的分数线一落千丈，提档线几乎与重点线平齐。苏毅在杨锐的说明下，选择了服从调剂和服从分配以后，以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填报了北方工业大学，成功被提档后，被调剂到了少有人报的环境与能源系，专业为《环境工程》，也就是面向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烟气处理厂的专业。
这样的专业自然是极不好的，不过，要以濒临重点线的分数考一所北京的重点高校，没有点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好在80年代的大学生金贵，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金贵，等苏毅毕业分配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如市政园林环保局都有可能，即使不慎跌落到三废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这个年代的大学生爬坑容易，另一方面，就是三废厂除了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并不差，后世的名校硕士生或者普通学校的博士生，想找这样一份工作还得托人塞钱呢。
捡了大漏的还有王国华与曹宝明。
王国华在杨锐的帮助下，整整一年提高了近200分，估分超过了440分，超过本科线30分，最终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并被成功录取，这同样沾了大小年的光。
尽管与北京工业大学一字之差，但北京工业学院的根子太深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延安大学的出身，一直以来都受到政策和拨款倾斜。在计划经济年代，有政策和拨款两样法宝，做不起来的大学太少了，即使真的做不起来，装也能装的强大无比，因为有钱和政策做伪装。
当然，与这个时期的无数大学一样，王国华报考的北京工业学院，最终也会在88年改做一个普通人熟悉的名字北京理工大学。
这是一家标准的中国式名牌大学，大学最重要的两个指标，“985工程”和“211工程”全数拿到，又是中央直管的副部级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以此根红苗正的基础，必然继续无尽的拨款和政策。
在2009年和2010年，北京理工大每年都讨到了10亿元左右的科研经费，堪称中国最能拿经费的学校之一。在这种学校读书自然是很享受的，一个学校有四五十亿的固定资产，有二十多亿元的仪器设备，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但机会成本已经把那些每年总经费几千万元的吃饭学校，远远拉开。
王国华能以高于重点线30分的差距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自然是幸运之至，也是杨锐参考了诸多资料，才做出的大胆预测，当然，也少不了王国华的信任与盲从。
另一位捡到大漏的是曹宝明。他的分数不够重点，于是报考了一所普通本科：北京冶金机电学院。同样，这所学校日后会改名北方工业大学，虽然规模仍然小北京理工大一个量级都不止，也没有混到211和985中的任何一个，但因为先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的高校，后为北京市直管，所以倒是个不缺钱的土豪学校，每年科研拨款一个亿，生均经费倒是不少。
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所北京的正规大学，又是理工类的，在分数比王国华低了四十分的情况下，也无法强求太多。
当曹宝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他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如雪片般的寄来。
同为实验室助手的姚尺考入了平江电力学院，西堡肉联厂子弟卢志生进入了河东轻工业大学，小贩人才邵亮同学则出人意料的拿到了平江工业学院的挂号信，成功跳线，堪称整个鸿睿班最具性价比的录取通知书。
至8月中旬，西堡中学挂起的报捷红榜已如墙围一般，总计有8人得到了重点大学的通知书，20人读本科，26人读大专，7人读大中专其中六人属于鸿睿班，一人属于回炉班不仅没有一个人滑档，竟而有人接二连三的跳线，这是赵丹年当初发布红榜，都未曾想到的。
所以，尽管在在录取通知书邮寄完毕之日，赵丹年立刻做出决定，向上级部门报喜！
不仅要报喜，还要大报特报！
……
259。第259章 彩车
赵丹年这一辈子，不知道上表过多少喜报。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喜报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喜报要做成什么样，以什么形式来报，却也有些默认的潜规则。
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那就要开花车，游长街，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报社，邀请记者，摄影留念，浩浩荡荡的前往省城报告喜讯。
如果是亩产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卫星，那花车游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区所在地报捷即可，至于亩产一千斤的小型卫星，通常是县内自己热闹一下，贴几张大红喜报就算结束。
赵丹年对喜报中学的成绩，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假如是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拿到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赵丹年就准备将喜讯用红榜贴遍学校和溪县。毕竟，溪县内能够教出大学生的中学，也就是那么几个。
假如有七八个，或者再稍微多一点的人能考上大学这已经是赵丹年设想的最好情况了，他就准备去南湖市教育局贴捷报。
这种捷报就和大字报差不多，一样的红纸，一样的大黑字，只是内容是捷报罢了。
在80年代的中国，这种大字报就和30年后的自媒体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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