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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铮如此小心翼翼地支持义勇军，抗日的比做汉奸的都要谨慎，在今天看来殊为可笑，但在那个复杂特殊的年代，却是满腹苦衷，不得已而为之：既怕让日寇抓到把柄，又怕被南京政府说不听命于中央，违抗委座命令。
宁铮暗中发动抗日斗争，没想到此时无孔不入的日本人又干出了一档子事儿：民国二十一年是奥运年，他们小动作不断，件件都指向要让“伪满洲国”这个怪胎得到国际认可，因此打上了奥运的主意，想让来自“伪满洲国”的运动员出现于国际赛场上。
这一次，他们盯上的，是宁铮一直钟爱有加的奉大毕业生——当前中国最顶尖的运动员，刘长春。
这个自小就在跟日本孩子打架中长起来的大连苦孩子，极早地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运动天赋，所以一到中学毕业就被奉天大学招致麾下，在几次全国体育赛事中都拔得头筹，可以说是民国短跑第一人。
日本人觉得，依照目前刘长春的短跑成绩，有很大概率可以获得奥运奖牌，取得世人瞩目，这不就进一步坐实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么？
日本人随即不顾刘长春几次三番明确的反对，直接在伪满各报上公布了刘长春和另一位运动员即将代表伪满洲国去参加奥运会的新闻。
日本人做事，从来都是这种套路：先造出舆论，从而把握先机，牢牢掌控话语权，掌握主动。
但刘长春随即在《体育周报》及《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表明“苟余之良心尚在，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的态度，日本人只得作罢。
在六月份北平新奉大的毕业典礼上，宁铮亲自宣布刘长春为中华民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代表国家出席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宁铮慷慨解囊，负担了他和教练员的所有开销。虽然刘长春因在海上飘了二十三天，在没时间调整时差，也未作任何赛前训练的情况下，直接上场参加一百米和二百米预赛，导致他未能取得好成绩，让人惋惜——毕竟他去年的最好成绩与本次一百米决赛冠军美国星卜森只有零点一秒之差——但他顶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忍受着艰苦的训练条件，终于成为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人，这种壮举本身就足以青史留名，并极大地鼓舞了中华体育界；而其中一直有着关心中华体育事业的宁铮的鼎力相助。
体育届这边在抗日，已经流亡到北京高达五六万的东北青年学生的抗争更是一直没有停止；十一月，六百名东北学生代表打算坐上南下的火车去南京请愿，被他们声泪俱下的抗日宣传感动得无以复加的乘客们纷纷主动下车让座，欢送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全面抗日。
想想也知道，此次请愿活动不可能如愿，但即便如此，此次活动仍在江沪浙一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给南京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同时，奉九在养育孩子，管理奉大及东北中学的繁重间隙中，出色地完成了在燕大的硕士研究生学业，顺利毕业。她的导师谢迪柯教授极力劝说她去哈佛读博士，不管是比较文学还是美学与文化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哪个方向她都很适合；但奉九只是笑着感谢，并未做出任何决定。
转眼到了民国二十二年的阳历新年，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宁铮终于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国联调查团终于做出了要求日本必须立刻退出武力侵占的中国东北领土的决议，但狡诈无赖的日本随即表示退出国联——准备工作已就绪，羽翼已丰满，还要这劳什子的绊脚石做什么？
开年第一日，日军对垂涎已久的山海关发起了总攻。
“九一八”后的第四百六十九天，东北军首脑宁铮终于发出了开战的指令，“长城保卫战”由此打响。
虽然经过苦战，山海关失守，但镇守东北军的英勇表现，与在东三省的弃城而走的军队判若两样，战斗之激烈，也是让野炮、飞机大队轮番上阵的日本军队颇为挠头。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热河保卫战的大崩溃：宁铮命令不动据守热河的汤阁臣——去年他曾派心腹吉松龄去监军，但越老越混账的汤阁臣根本不买吉松龄的帐，吉松龄软硬兼施最后也是无功而返。
他现在除了万贯家财，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常年克扣军饷，钱粮预征，早已将士离心、百姓唾弃。他更急的，是将自己的古玩字画、金银珠宝运进天津法租界妥善安置，而不是调兵遣将、做好部署，可以说汤阁臣这种军事素养低下、德行有亏的老一代东北军将领，是老帅给儿子留下的祸根。
宁铮虽号称是北方地区的统治者，但北路的孙魁元正在观望保存实力，一旁的晋军阎百川更是岿然不动，连宁铮要求调遣两个骑兵旅都不配合，概因曾与宁军几次对上的阎百川，此时此刻，觉得自己不落井下石已是仁至义尽，遑论还要接应支援……
这就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强敌当前，中国北方军阀的现状。
而在热河抗战前，正坐镇南昌“剿共”第一线的江先生只是派出了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妻兄宋文成和澳籍顾问端纳来北平给宁铮捎口信：“……但求于心无愧……只心安理得即可。”听着实不象鼓励下属浴血奋战的最高长官说出的话。
虽然宋文成发表的《守土词》令人热血沸腾，但鉴于同时任财政部长的他才拨了二十万军饷给东北军，原来答应支援六个师的中央军更是没影儿，东北军的很多人不免嘀咕他除了给自己挣政治资本，给江先生装点门面外，到底有多少真心诚意在。
热河全线失守，全国舆情再次震怒，而这一次，怒火指向了源头：一门心思在南昌进行第四次“剿共”，对热河之战全不上心的江先生。
老谋深算的江先生心里却一派安然，毫无惧色，甚至可以说，政治形势的走向完全符合他的预期。
只有年轻的宁铮浑然不觉，当他听到江先生派何敬之、黄季宽这些著名的亲日派前来时，还以为这是打算增强支援，全国一起投入到下一步更激烈的抗击当中去，直到宋文成委婉地点明江先生的打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前的抵抗命令，不过是烟雾弹，真正的意图已图穷匕见，这些亲日派的到来，已是铁证——江先生再一次欲与日本妥协。
现在事情的走向几无悬念，端看江先生和宁铮谈得怎么样。
江先生生性多疑，他总提防着手握重兵的宁铮，生怕谈不拢，谈不通。
他不想去宁铮的地盘，毕竟这位东北军最高统帅手里还有二十多万军队，于是几次三番地更改见面地点；每改一次，支长胜当然会如实报告。宁铮听着最得力的手下略带鄙夷的转述，只是一笑，请江先生随意。
终于，在最后约定的保定车站，两个因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而同样面容清矍的男人见了面，江先生一脸沉痛，慢慢开口：“瑞卿，一条独木舟上，载不得两人，太重，船会沉的。”
宁铮慢慢抬起了头，轻声回应：“明白。”
于是，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北方领袖，就这么被释了兵权，从掌管中国半壁江山的权臣，瞬间变成一介平民。难怪第三天的《大公报》社论也慨叹着宁铮不恋栈、不贪权的罕有品质，顺便又对责任更大的罪魁祸首加以抨击。
……………………
奉九等了好一会儿，宁铮才从南京来的专列上下来，上了自己的列车。
“九儿，我们去兜兜风吧？”他坐在奉九的对面，望着窗外刚有点影儿的春意，不经意地随口说道——这几日，奉九连芽芽都顾不上了，连着龙生都交给了不大靠谱的媚兰，而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宁铮的身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段时日的情绪起伏不定：从长城会战开始的坚决果断，到调兵遣将的诸事不顺，到遭遇失败的极度痛苦，后又转为愤怒憋屈、茫然无助，直到现在的云淡风轻。
奉九早有预感他和江先生谈的是什么，也猜得出此时他心里正狂风大作、怒涛激荡——如果宁铮开口说想要天上的月亮，她只怕都能变成孙猴子想方设法给他摘下来。
列车到了天津，他们下车，又上了卫队旅专人开到火车站站台上的别克 Century 汽车，宁铮打开右边车门，看着奉九坐好，这才上车，开到了塘沽口，两人一起下了车，沉默地并肩站立在海边，望向微有波澜、水天一色的远方。
此时仍是春寒料峭，靠近岸边的海面上还漂着大片浮冰；天色微冷，净似琉璃，在此过冬的顶着一头泛着孔雀石荧光的绿头鸭，和一身赭红色羽毛的赤麻鸭随着波涛起起伏伏着，一颗颗小脑袋不时机灵地钻进海水里，啄出一条条倒霉的小鱼小虾，艰难地觅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