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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啸大明(木林)-第13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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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制定的就是帝国的品级散官、勋爵制度,还有就是官员的俸禄制度。

中国古代的官员大体都有三个称号:一个是品级散官,也就是所谓的几品官员,如宰相是当朝一品,知县是七品等,虽然从晋代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以后,历朝都使用正从九品做为品级散官的标准,不过在每一品里又分了二或三等,因此实际的等级往往都有四五十级,明朝的官职是文散官三十一级,武散官五十二级,而每一级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称,这就是品级散官。

第二个是实际的职务,如内阁首辅、各部尚书、巡抚、知府、知县等,当然每一个职务也都有相对应的品级,一边来说,做官都是重职不重品,只要是职位好,占一个肥缺,品级差一点都没关系。

第三个就是勋爵,其实在唐、宋、明时期,勋和爵是两个概念,在明朝开国的时候,设了文勋十级,分别为左、右柱国、柱国、正治上卿、正治卿、资治尹、资治少尹、赞治尹、赞治少尹、修正庶尹、协正庶尹,武勋十二级分别为左、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而爵就是人们熟知的公候伯子男五爵,虽然都有相应的品级,但都属于荣誉称号,但按一般的习惯,是重爵不重勋,到了清朝,才将勋爵合一,不分文武,统称为爵,当然在官员封爵之后,除了荣誉之外,相应也会另外增加一份俸禄,因此历代以来,官员也都以封爵为荣。

虽然品级散官、勋爵制度,并不是官员最关心的事情,但也有必要制定出来,而且中华帝国毕竞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比如说国会的议员,到底应该怎样算才合适,另外有了品级,也就能制定相应的俸禄制度,这就是关系到每一个官员的切身利益了,因此只有确定了官员的品级,整个官僚体纟才算是真正的完善起来。

不过商毅并不想把官职制度弄太复杂,因此取消了散阶官的名称,只设了正从九品,同计是十八个等级,相对应的职位来说:内阁首相为正一品,副相为从一品,内阁大臣为正二品,各部长,以及省长、直辖市市长为正三品,省会市市长为正四品,一般市长为正五品,县长为正六品、乡长、镇长为正七品,和明朝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县长由七品升到了六品,不过在县以下还有一个乡镇级,因此这样的改变也说得过去。

国会的品级设定为:国会的议长正一品、执行议员正二品,候补执行议员正三品,普通议员,从正七品算起,每出任一届议员,可以晋升一品,一直升到正四品,因为国会是三年一届,可以无限连任,因此一个议员干得好的话,连任个四五届都没有问题。

司法部是和内阁大臣平级,以下的部门也依次类推,另外如中科院院士、工程师等一类的技术职称,也都有相应的品级,最低为七品,最高为三品,只有军队的军衔,不可品级挂钩,单独另算。

而勋爵制度,商毅也将勋爵合一,只设公候伯子男五爵,每个爵位内又分了上中下三等,一共就是十五个等级,不过只有皇室才有权力受爵,而且受爵的对像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平民,甚致是外国人也可以,但军人必须退伍之后,才能授爵。

当然有少数的重要官职,皇室将会授于相应的爵位,如内阁首相、副相,国会议长都会授伯爵,内阁大臣、执行议员都会授男爵,而军人在退伍之后,也可以根据军衔,获得相应的授爵。

但和中国历代的王朝不同,中华帝国的爵位与品级无关,没有额外的加俸,也不能世袭,不过在受爵之后,皇室将会颁发相应的勋章,走到那里都可以佩戴,因此爵位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荣誉称号,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

官员的俸禄和补贴,中华帝国在建国的时候就制定下来了,不过当时的官职就不完善,因此俸禄也制定得很简单,一共就分了六七个级别,而补贴也比较随意,当然这也和帝国的财政一直都比较宽松有关,而且现在官员的数量也不多,因此也没有必要在官员的俸碌上过于苛刻了。

中国古代的官员俸禄,以宋朝最高,在后世有人计算包拯担任开封府府尹的时候,一年的俸禄加各种补贴,折算成铜钱,可以达到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折算成后世的货币,由于古代现代的购买力标准不一样,因此大约在六百万到二千万之间,但无论怎样算,都可见宋朝的官俸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的老包还不是宋朝的最高官员。

而明朝的官员俸禄却是走的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历代最低的,一个一品官员的年奉,也只有一千四十四石,而七品知县的年俸,只有九十石,在明朝的正常米价,一石米一般都在一两白银上下浮动,无论怎么算,都高不到那里去,因此明朝的官员俸禄,既使是加上各种补贴,最多也就翻上一倍,但也基本都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明朝的大部份官员都必需靠灰色收入,才能匆保证正常的开支。

像海端那种守得住清贫日子的官员,在历代也都是极少数,甚致只有海瑞一个人,不过海瑞死后,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这也说眀,明朝的官俸制度,确实是太不合理了。

商毅当然知道,虽然高俸未必能够养廉,但保证官员正常的收入,能够过上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毕竟不能指望官员都讲奉献精神,想让马儿跑,首先就要让马儿吃饱才行。

而且帝国的财政状况一直保持良好,在与欧州全面通啇之后,至少在未来二百年的时间内,帝国在海外贸易上都有利可图,因此只要自身不发生太大的变故,基本就不会出大问题,对官员的俸禄制定,还有各种补贴加起来,要比明朝要提高了数倍,不过不在以粮食来计箅,而是全部以银币结算。

以同样一个县长为例,按照帝国新的俸禄制度,一年的俸禄加上各种补贴、总计将在七千银元左右,每冄约为五六百银元,这个俸禄水平虽然还不如宋朝,但也相当高了,也足可以保证官员一家的生活质量。

就这样中华帝国最后的几项制度也都制定下来,可以完全正常运作了。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九三章 出航印度(上)

在制定帝国体制的同时,帝国其他的事情也没有停下来,各项政务事情,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在二月初的时候,郑成功又来到了南京,面见商毅,因为这时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己经派人回到中国,报告考查的情况,因此郑成功也来商毅报告结果,并且和商毅商定最后的事情,然后就准备出发赶奔印度,建立中国西印度公司。

在先期船队出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西印度公司也正式在中国挂牌成立,总部设在原来的松江府,现在己改名叫上海市,并在南京、杭州、泉州、广州四地建立了分部。

而到现在中国西印度公司一共筹款二千二百多万银元,其中帝国皇室的投资为五百万银元,郑家的投资为三百万银元,帝国政府也以船只和军队折价投资了三百万银元,而剩余的近一千多万银元全是吸纳的民间财产,先后有二十余名商人投资,其中以国丈林之洋投资最多,达到二百万。

而另一位洋国丈,冈萨雷斯侯爵得知以后,也大感兴趣,老外对这方面的嗅觉一向灵敏,何况候爵是来自欧州老牌的殖民国家,当然知道投资殖民行业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印度是一个己经得到开发的地方,证实大有潜力可发掘,当然不会错也这个机会,因此候爵和夫人也变卖了身边的大量财物,又联合女儿、儿子,居然也凑出八十万银元,投资中国西印度公司,当然委任安德烈为自已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了这两位国丈带头,其他商人自然也是趋之若鹜,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两位国丈那么财大气粗,能够一口气拿出几十万、上百万银元来,有十几万,也有二十几万的,不过西印度公司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是十万以上的投资,全部都收下,随后又成立公司的制度、董事会、中国总部的人员,制定计划,雇佣人员等等。

在郑成功离开中国以后,在上海留守,付责公司业务的是郑芝龙;董事会成员一共有二十四人,是由各股东推出的自己的代表,都将和郑成功一起赶奔印度。

而就在在一月底的时候,先遣船队派人回到中国,向国内报告了先遣队对印度的考查情况,以及未来中国西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选址地点的选择。

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一共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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