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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虽然说这一万五千人马并不算多，但到足以改变目前济南府的局面。因为现在双方都已经调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在济南、济阳、章丘一带的战场对持，中华军在其他地方的驻守兵力很少，因此这支持军赶到之后，战局的天平也将立刻倒向清军的一边。
而且这还只是清军的第一支持军，谁也不敢保证，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援军陆续赶到山东来，毕竟济南是河南的屏障，京师的门户，清廷不可能不重视，而且清廷在北京周边还有二十余万的驻军，三个营的新军，如果要增援济南，绝不可能只有这区区一万五千人马，如果清廷真的出动大军来増援济南，那么仅靠山东军区的兵力，恐怕难以力敌了，还常要从南京増派兵力。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中华军没能极时的攻占济南－兖州一线，如果能够攻占济南或兖州一地，那么再迎击清廷的大军，也就有把握多了。
但现在山东的局势明显严峻起来，这个时候周少桓还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一味强攻，而是下令部队撤离战场。由第九军退守武定州，驻守济南府东北地区；而第四军则退守淄川、高苑一线；同时又给童大勇下令，让第五军、第十军暂时停止对衮州府的进攻，退守衮州府的东南地区驻守。
中华军撤军之后，阿巴泰、岳乐也都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挡住了中华军的进攻，又得到了李国英的一万五千援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直到这时，中华军对山东的进攻也暂时告一段落，整个战事从中华军增援淄州县的谢迁起义军开始，一共进行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中华军虽然占领了济南府东北和衮州府东南的部份地区，但最重要的兖州－济南一线还牢牢的掌握在清军的手里，因此预期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
从战果上来说，清军损失的兵力约为二万七千人左右，阵亡一万八千余人，受伤六千余人，被俘三千余人。而中华军的损失在一万五千左右，阵亡九千多人，受伤近六千，不过被俘的人员并不多，不超过二百人。但清军损失的兵力大半是在前期，在后期就要明显少得多了，而中华军则正好相反。结果到了战事的后期，双方的损失大体相当，甚致可以说中华军还要略多一点。
因此从总体的结果来看，这一次山东战役，确实是中华军建军以来，少有一次全面的败阵。
这一战最后打成了这样的结果，也让整个山东军区都十分郁闷。虽然说中华军并不是没有打过败仗，当初南京失守的时候，造成的局面可比现在艰难得多，但当时全军也并没有气馁。因为在出兵之前，山东军区全军上下的心气都是很高的，想的都是一举扫平山东全境，为中华军全面北伐，建立奇功。但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的预期目标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反差，全军上下也都陷入了一个低沉期里。
山东军区的最高长官周少桓也同样陷入自责中，退守到淄川县之后，周少桓也下令，将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主要成员都招集到淄川县来，开会讨论这一次失败的教训，以及下一次的作战计划。
而就在这时，统战部的最新命令和商毅写给周少桓的一封信也送到了淄州。
从山东青州府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为六七百公里，以飞鸽传书的速度，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山东的战事进程，每天都要向南京汇报，因此山东的战事情况，南京统战部基本上都可以在第二天知道。虽然在发出新命令的时候，商毅并不知道周少桓决定撤军，但这次进攻山东战役的失利，商毅也基本可以预计到。
对于这次失利，商毅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次山东战役，和以前的战斗不同，在以前基本都是清军进攻，中华军防守，等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之后，才给清军以反击，而这一次，是中华军主动向清军发动全面进攻，这对中华军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作战方式，进攻的一方，总要比防守的一方难一些。另外山东军区也确实缺少打大战的经验，因此这一次战斗的失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十章 北方大变（上）
而从整个的南北局势来看，这一次进攻山东的失利，对大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山东军区虽然失利，但并未溃败，兵力损失并不算大，而且由于是主动进攻一方，自已的领土也并没被清军占领，相反还有所扩大。而且清军在山东的兵力也被进一步削弱，因此在中华军撤退之后，也无力发动反击，可以说山东的局势和战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甚致中华军还要略好一点，只要是总结好这一战的的经验教训，还可以再向山东发动进攻。
另外就在山东战役发生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北方的局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南京政府的极大变化。
原来在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原明官员反正爆发的十分频繁。
首光是在山东地区，继谢迁起义之后，在山东西南部与河北大名府交界一带的曹州、濮州、范县等地区也爆发了以任七、张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时清廷的曹州守将，也是原明总兵刘泽清的旧部，李化鲸、郑隆芳、姚文昌等人也响影起义军，以曹州为驻点，起兵反正，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而在陕西神木县，也发生了高友才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大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连续攻取了陕北地区的十九个州县，并委任了巡抚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同时原明将领，出任清廷的延安营参将王永强，也借着带兵赴神木、府谷等处平乱之机，起兵反正响应，占领了陕北的重镇榆林，杀死了清廷的延绥巡抚王正志、延绥总兵沈文华、靖远道夏时芳等官员，并自称招抚大将军。随后王永强又引兵南下，会同留守延安的原明将王永镇，占领了延安，杀死清廷的延安知府宋从心，以廷安、榆林两地为基础，与高友才的义军互相呼应。
与此同时，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人也在甘肃地区发动了反清起义，连克甘州、凉州、肃州等地，清廷的甘肃巡抚张文衡、甘肃总兵刘良臣、肃州副总兵潘云腾、凉州副总兵毛镔、甘凉道林维造、西宁道张鹏翼等地方官员都被擒杀。接着米喇印、丁国栋等人引兵东进，攻破兰州，杀同知赵冲学、知县赵翀；连克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等地。这一次起义，参与的不仅有汉族百姓，也有大量的回族百姓，也反映了甘肃等地区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
不过在北方各地的反正起义中，反清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最广，同时也是对时局影响最大，还数在山西发生的原明将领，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
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原来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姜瓖投降了大顺军，李自成仍然让他镇守大同。同年五月，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姜瓖降清之后，仍然还是继续充当大同总兵，并且曾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表现颇为卖力。
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以号招人心，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对他多方质疑，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实际就是充当人质。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
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怀有异心等等。
而就在这时，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并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
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
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速度占领了宁武、岢岚、保德州、代州、繁峙、五台等州县之地。在山西东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