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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是一个学术鼎盛的时代，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就有周敦颐的理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等等学派。同时期前后，还有李觏、邵雍、张载等一系列的知名学者。
而在南渡之后，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发展，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亦产生了吕祖谦、张栻、朱熹、陈亮、陆九渊、陆九龄、陈博良等一批知名的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并承古人，有的集前人于大成，有的另避新境，各持所说，而且纷纷开馆授徒，传描自巳的学术思想。一时之间学术隆盛，颇有几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势头。
不过由于各家学说都各自坚持己见，而且其中如朱熹、二陆、陈亮等人，都是个性自负的人，对别人的观点都不能接纳，因此各家学说之间的交流并不多。诸家之中，只有吕祖谦为人谦和，而且有容纳百川之量，也和各家学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正是在他的引见拉陇之下，朱熹、二陆、陈亮等人之间才有了一些交流和沟通，如朱熹与二陆的鹅湖之会，陈亮和朱熹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一番有关于王霸利义之辩。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传播交流各人的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还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只是一来各人都各居其地，见一面也不容易，而且也轻易不愿自坠身份，与拜访其他人，因此这种交流也并不多。
而钟山书院的设立，正好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将天下的知名学者都汇集到建康来教学，共聚一堂，可以随时交流勾通，而且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也不存在谁拜访谁的问题。对朝廷来说，这也是宏扬文治，彰显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
因此这个设想一出，立刻得到了吕祖谦和张栻、陈亮等人的响应，他们为此为多方奔走，在他们的积集劝说下，再加上汇集都城的便利条件，朱熹、二陆、陈博良、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当代知名的学者也都纷纷响应朝廷的号招，入住钟山书院，教学授徒，传播各自的思想。
而各地的年轻学子也都纷纷赶到建康，投到钟山书院中学习。尤其以吕祖谦、张栻、朱熹、二陆、陈亮这六人的学徒最众，而且张栻、朱熹、陈亮三人都有官职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讲课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开堂主讲。
经过了四年多的建设发展之后，钟厶书院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容纳三四千名弟子同时入住，还有六十多间用于普通教学教室，八间大型讲演教室和三间大型礼堂。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朝廷每年都会拔出一笔钱来，支付书院的开支费用。并公推吕祖谦和张栻主持书院的政务，朱熹、二陆、陈亮监督协助。
不过天下学者聚集一堂，在开馆授徒之余，互相之间自然免不了争论，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好在吕祖谦和张栻都是老诚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时定期在大礼堂中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允许学生傍听，又定好了规矩，所有辩论都只限于学术之中，不许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辩论完毕之后会，也不能记仇，把情绪带入平时的授课中。
正是甴于吕祖谦和张栻的努力，参与辩论的众人也都基本能够尊守这些规矩，因此这种辩论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方向发展。影响力自然也越来越大。每次辩论，不仅是书院的学生傍听，就连不是书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来观摩。能够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不伏坐无虚席，就连房外的回廓也被占满了。并且连皇帝赵忱也对这种辩论颇感兴趣，在叛乱发生之前，就已经御驾亲身到书院中听过三回。
见皇帝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效仿，而且大臣们几乎都与一些学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韩彦直的四弟韩彦古本身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也在钟山书院的教学，而陈俊卿的孙子就拜在朱熹门下，因此到了后来每逢辩论的时候，除了学生和文士之外，都会有不少大臣傍听。也已经形成一种风尚。
赵忱见状又下旨，无论是自己还是官员，傍听辩论时一率不许插言，辩论之后，也不许发表对辩论内容的评论，和普通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以免学者有所顾忌，影响他们在辩论中的发挥。不辻对每次辩论都让人做好笔录，然后结集发行。而这些辩论集一经发行之后，往往都会立刻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不少都会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这些情况张鹄也知道一些，因为有相当一部份的辩论集在金国都有销售，尽管要比宋朝这也至少晚了两个月，但也同样十分抢手。张鹄也算是读书人，对这些辩论集自然十分感兴趣，凡是在金国发行的，他几乎全都购买，并且都认真拜读过。其中也不乏见识卓著，议论独到的言论。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与二陆，朱熹与陈亮这三方之间发生的辩论更多，大约要占到全部辩论的七成以上。
陆九龄和陆九渊虽是两人，但他们本是兄弟，而且主张相同，因此辩论时也是兄弟齐上，只算一派。
兄长陆九龄为人谦虚，性格平和，颇有吕、张两人的大度之风，而为弟后陆九渊却是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观点。在十六、七岁时，知悉靖康年间大宋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遂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反而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而且性格自负，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到极端之处。因此兄弟两人虽然一般被别人视为一体，但在辩论时基本都是陆九渊为主，陆九龄只是作些补充，并对其弟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加以制止。
他们兄弟和朱熹的学术分歧在于“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张侧重于“道问学”，应该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群书来认识“天理”，陆氏兄弟以之为“支离”；而陆九渊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而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熹则以之为“大简”、“近禅”。因此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
最为精采的一次，是以陆九渊一首诗开头：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在诗中，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
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因此针对二陆的“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展开反击，他的理甴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因此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从古代圣贤的书中吸耶经验，认理解圣人原意，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这才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
陆九渊则坚持己见，认为人都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才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只要每个人能够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朱熹认为，陆学以求本心来囊括天下万事的思想，以及据之而提出的扫去一切穷理之事的简易方法，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对理的认识。因此批评陆学谈空说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实”的治学方法，指出陆氏对于圣贤精义要皆不暇深考，而只一味乐于简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终不可入尧舜之道。
而陆九渊则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真假难辩，而且许多经典本身就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又如何依靠经典书籍来达到目前呢。因此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并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于是双方围绕着这一话题各自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气氛也越来越激烈。在最后，陆九渊甚致对朱熹的观点半开玩笑的发出诘难：“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不过他这言一出，就立刻被陆九龄阻止，这场激烈的辩论才算没有继续激化下去。
不过经过这场辩论之后，双方也都部份接受了对方的观点思想。特别是二陆之中的陆九龄，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与朱熹取得了一定的契同，也逐渐改变了观念，转向了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而朱熹在某些方面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确定有道理，认为达到圣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