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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外来者们负责给当地人家营造名望、争取官位，而那些本地人家则给这些人立足京口提供便利。
在阶级的无形壁垒如此森严的时下，寒门子弟即便家累万金，在政治上也是求告无门，备受冷眼。可是现在，他们只要提供一些财货、人丁和土地，就能够成为高门座上宾客，与那些以往高不可攀的时之名流往来交谊，谈笑风生。这在以往而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对于那些世家名流而言，这些京口寒流言多粗鄙，素无雅趣，更无家声可言。以往不要说与这些人交流，哪怕是无意中看到一眼，都觉是污染了自己的视听。然而这些人在京口却掌握着他们难以企及的资源，偏偏他们又没有手段抢夺过来。
虽然他们各自在行台中都还占据不小的权势，但眼下就连行台都要靠这些人供养，他们那一点权柄实在不足给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而且因为有了隐爵和商盟的存在，加上淮北流民军和东扬州与这些人千丝万缕的关系，过往那种分化瓦解撺掇他们彼此内斗的方式都行不通。想要获得他们掌握的资源，似乎只有合作一途。
京口居，大不易，这些人大多仓促出都，随身携带财货本就不多，加上京口物价飞涨，而行台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他们。随着西面战事的拖延，很多人家自然而然就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际遇有了巨大落差，当衣食都不能得到满足，人的脾性不同，自然也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诚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是固守门第以自傲，但也同样不乏人想要改善生存状况，自然与那些求进无门的京口人家一拍即合。
有了这些旧姓人家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京口这里许多原本素无清望的人家都是声名鹊起，而有一些本来就有不错家声的人家因为早先南渡时家道中落，也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回到了主流视野中。
而那些外来者也借着这些本地人家的帮助，开始在京口大肆置业，诸多园墅拔地而起，隐爵中的股资也是变更交易频繁，让整个京口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过了大业关之后，沈哲子便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二叔沈克并商盟中许多吴中亲旧。今次随他返回行台的队伍可谓庞大，建康方面暂时达成了妥协，作为时局中的实力派，陶侃和温峤都已经与王导达成共识，各自排遣一部人马，跟随沈哲子前往行台迎接皇太后等人。
原本沈哲子是不打算近期再归京口的，他在都中虽然没有了具体的职事，但是还需要亲自坐镇往江北调集派遣人力物力。但是行台方面隐爵和商盟一些主事者都传信言道一些不好的趋势，加上选拔往江北去的人员也出了一点意外。
那些跟随沈哲子奇袭建康的世家子们不乏人都踊跃要求加入杜赫的队伍，这让沈哲子有些始料未及，但也不乏欣喜。这些人愿意往江北去建功，沈哲子是乐见其成，但是也不好就这么随便将人派去江北，没法跟他们各自家人交代，因此今次顺便一起带回京口，让他们各自与家人沟通好了，若是还是执意要去，那就一起加入。
因为京口方面催促的急，沈哲子先行一步到达大业，吩咐留守大业的人员负责接待后方的大军，然后便又启程与那些迎接之人赶向京口。
沿途中，沈克跟沈哲子讲了讲隐爵和商盟发展的隐忧，便是前言诸多外来人家与本地人家的交易和合作。隐爵和商盟的供销一体建造出来非旦夕之功，随着运作壮大的过程也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随着加入者的频繁变更，原本许多规矩都遭到破坏，这给二者日常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早在陶公击破历阳之时，行台已经有风传言道庾氏外戚得用，无功有罪，引祸江东，陶公今次率众东来，不只要平叛，更要拨乱反正。护军在行台，维系已是艰难，若非皇太后固执为用，境况更加堪忧。”
沈克讲述完京口眼下大体情况后，便叹息道：“人心叵测，欲壑难平。商盟自有吴中根基，尚能保持不乱。不过如今隐爵却是一锅沸汤，诸多人家加入，想要分割事权。护军已经难为决断，早先集运准备输往建康的资货如今也被困在大江沿岸，一拖再拖不能起行。”
沈哲子闻言后，便微微点头。隐爵和商盟这个构架会出问题，他倒并不意外。早先这个构架之所以能够成立，那是因为有一个合力开发京口大市场的前提。但如今京口市场已经得到充足的开发，显露出足够大的潜力和利益，引人觊觎是再正常不过。
沈哲子从没想过单纯依靠资本力量能够完成太深刻的变革，无论任何时期、怎样的经济变革，政治先行永远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前提。隐爵的建立，前期虽然有五级三晋那种极富煽动性的理论支持，但更重要的还是庾家的权势所提供的保护和吸引力。
如今庾家权势岌岌可危，隐爵会有摇摆是肯定的。尤其行台创立在京口，这就给了许多人以错觉，似乎他们奋力一跃就能进入到中枢之内，完成家世的一个大跃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政治上的进取很容易就压过对利益的需求，从而给人提供一个分化瓦解的可能。
沈哲子眼下的平静，倒不是什么故作姿态，或者说事后诸葛亮，当他决定将行台安置在京口，就已经对眼下这情况有了预料。早先因为忙于战事抢功，他只是在京口策划了中分扬州便匆匆离开，对于隐爵和商盟都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动，事实上也是留了一个坑，希望能让更多人卷入进来。
沈哲子并不觉得那些隐爵人家力求政治上进是忘恩负义，人在合适的情况选择更大的利益是本能，而且他也乐见这些人家在政治方面表露出野心来。许多事情，本来就不能以道德为衡量标准。
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在原本的历史上，京口这些侨门除了类似庾氏、褚氏包括郗氏等寥寥几家在时局中找到位置显赫一时，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整体跃升到政治舞台上，那还要在几十年后。
可是现在京口的形势显示出来，这些人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并且正在为之努力，当然这其中有那些青徐侨门拉拢的影子在内，但是这些人家的崛起，势必会瓜分固有的政治资源。那些高门以为可以鼓动这些人去达成自己的意图，其实已经走到了沈哲子给他们挖出的坟墓边缘！
第0386章 第二战场
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太严明的阶级划分，但阶级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高门与寒门或者直接说高门与其他人家，差距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政治上的先达，经济上的基础，文化上的垄断，舆论上的把持。
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足以让一般人家在面对高门的时候没有争勇之心，甘为末流。一个人出身如何所带来的所谓高贵与卑微，给人造成的心理优势或者缺陷，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补足。
这大概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遗传观点，哪怕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极为健全的后世，一个人的家境如何仍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待。一个家境贫寒的人，他的成长过程注定要承受更多挑剔和挫折。
沈哲子两世为人，以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种出身上的歧视并不是通过制度能够解决的，更近似整个社会对人心智的阉割，只要是文明的进程还是依靠血脉进行传递，就会存在。古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世的资源获取有更多的博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继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出身的不平等。
可是在时下，能够提升门第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某种程度上而言，魏晋年代因为名教的衰弱，是一个解放个性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权势如何，而是回归到一个个的姓氏上。
但是这种个性的解放并不值得吹捧，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并不在于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逃避现实，争相作怪。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彼此只是合作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强烈的人身控制，也没有一个信奉不疑的大义统一思想。即便一时合作，但一旦有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选择，这种合作必然要结束。
这一点，当沈哲子将隐爵进行改制，从单纯的聚敛财货转为彼此合作以促进商品流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与隐爵各家的关系仅仅只是一个利益往来输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