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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之后，沈哲子也没有留宿此中，而是返回了万岁殿。明日大典继续进行，万岁殿将是新的起点。
第二天，又是一场新的祭天大典，这与此前有所不同。前次一连九天的祭天大典，那是为社稷请命，而今天这一场祭天则是祭告昊天上帝，天子业已履极称尊，请求苍天永庇大梁新朝。
这一场祭天大典，便无需再行郊祭，直接于禁苑之中完成即可。毕竟此前皇帝陛下仍未正式受命，不可私门作祭，如今已经是真正的天子，天命所归，已经不算是外人了。
这一场祭天大典黎明开始，中午结束，之后群臣又簇拥皇帝返回太极宫含元殿。至此皇帝正式公布登基诏书，并诏告天下，确立国号为梁，新年改元大业。
年号的拟定，是由皇帝陛下亲自出手。一方面是出于私人的趣味，在沈哲子看来，历代帝王年号中，讲到辉煌大气，无过于隋之开皇、大业。大梁新朝，创设于诸夏未有之大祸之后，大业新世，正合其宜。
另一方面，之所以选择大业这样一个年号，沈哲子也是存心给自己一个警醒。后世不乏戏言，新朝王莽乃是穿越者，但在沈哲子看来，王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门君子，无论私德还是治世理念，都可以成为儒门典范。甚至于其人篡逆汉祚，历查篡迹种种，都难冠上一个乱臣贼子之名。
相反的，沈哲子觉得隋炀帝倒更像是一个穿越者。察其治世种种，四字足以贯穿，操之过急。
上升到治国层面，隋炀帝任何一桩政令的实施，都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后世时代的发展，同样能够体现出其人卓越的前瞻性，但当这所有大事集中推行而罔顾时代的承受力，好事则就变成了坏事，偌大一个隋帝国轰然倒塌！
这种行事风格，与后世戏言穿越者满怀历史进程的思辨、要于一世克竟全功，制霸全球那种思路何其的相像。
帝王的豪情，英主的决断，在隋炀帝一身体现的淋漓尽致。而那种权力的不受制约、肆意发泄，却只成就了一代暴君，半生豪情，魂断江都，令人叹悯。
人当心存敬畏，特别是一个帝王，若是无所畏惧，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畏世而不黜事，跬步可达千里！
第1497章 万世不祧
大梁得国，功在当世，非祖业承袭，因此祭祖事宜便被安排在了登基大典的第三天。
位于洛阳禁中的太庙，很早之前便已经修筑完成，当然最开始是托名前晋司马氏诸先王的名义而建。只是建成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供奉司马氏的先王，到如今仍是十成十的新，也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
在此之前，沈氏已经有了宗庙两座，第一座自然是位于武康龙溪老宅的祖祠，第二座则是沈哲子受封梁公时，在梁郡封国中所设立的家庙。当然，若要讲到规格之高，自然是这第三座位于洛阳的太庙。
这一次祭祖，算是比较纯粹的帝王家事，毕竟沈氏诸先人也并没有担任过什么人道尊者。因此祭典无需全部台臣出席，但毕竟也是天家无私，更兼又牵涉到沈氏先人追尊事宜，因是台内一应礼官跟随。
这一次的祭祖主要还是沈氏族人出席，而沈充作为仍在世的皇帝之父，则被很无情的开除在外。毕竟与昊天共享一子，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再加上他若出席，皇帝应该站在哪里？索性直接不必参加，安心等待礼成即可。
不过沈充倒也不必因此而落寞，昨日便已经从宣仁小城进入太庙祭拜了一下先人，只是有无在先人面前炫耀若非他巧得麟儿、否则先人乡豪之流哪得有幸尊于太庙，便不得而知了。
吴兴沈氏虽然不是什么世禄名门旧族，但也是根深蒂固的吴中巨室，家门族系渊源记载追溯非常清晰，最远可以追溯到光武中兴时期后汉光禄勋沈戎，但在太庙配祭方面，又没有追溯这么悠长的先例和必要。
在追尊先人方面，沈哲子也请示过老爹沈充的看法，兼于礼法方面的考虑，决定只是追溯三代而止。老爹沈充尚还在世。本身已经占了一个名额，再向上一代沈哲子的爷爷沈澜便追尊为世祖元皇帝，太爷爷沈夔则追尊为光皇帝。
原本老爹还是比较希望能给他的爷爷沈夔也加庙号，但这个时期庙号还是比较严谨的。特别大梁新立，标榜上追秦汉治世，就连沈哲子自己的爷爷能加庙号都是因为孙子功业太盛、威望太高，若再上溯一代则就显得有些勉强与滥封。
沈哲子连自己的爷爷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太爷爷，感情上也并不怎么深，只知道这个太爷爷可以说是他们这一支龙溪宗得于崛起的一个契机，但真追溯生前事迹，也仅仅只是在后汉末年担任过乡中啬夫。倒是他的爷爷沈澜，是确确凿凿在东吴朝廷担任过武职。
至于早年为了给脸上贴金而强扯上来的东吴丹阳太守沈莹，其实从血脉上来看，与他们武康东宗龙溪一支关系并不算近。
仔细梳理沈家这一条发迹路线，倒让沈哲子颇生出一种世道沧桑之感。他太爷爷一代，还仅仅只是乡中小吏，勉强有了鱼肉乡里的资格，到了他爷爷一代已经略有起色，勉强能够追上东吴一众地主豪门的尾巴，而等到他父亲沈充执家，俨然已成江东首屈一指的大土豪，特别是在义兴周氏落寞之后，更是一跃成为江东豪首。
到了沈哲子这一代，那跨度就更大了，由区区一介地方土豪化家为国，一跃而成享国帝室！
历史视角诸多，而若专注于沈氏一家的壮大，同样也能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像是他太爷爷一代，还在东汉末年，沈家这一阶段的发迹过程，便可以视作是在东汉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给予寒庶黔首所开放的上升途径。
而到了沈哲子这一代的壮大，则足以显示出世道的波澜壮阔，阶层的上下变迁之剧烈。当然这一点也可以从后赵先主石勒身上反应出来，而且前后际遇云泥之判更是远甚于沈哲子。
历史的魅力，大概正在于此，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但是这种具体到个人如此强烈的际遇变化，并没有规律可循，也不是在常态社会秩序运行背景之下完成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冠冕堂皇背后俱是生民血泪。
隋唐科举制度所以伟大，就在于对政治资源的分享可谓是一下子打通了天地之桥，这种贯穿力足以媲美于秦之编户齐民将皇权威严直接联系到每一个具体的庶民身上。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此之后，哪怕是一介黔首，想要实现阶层的攀升，际遇的改变，都有了一种制度上的依凭路径。一个人的奋斗与成功，可以通过规令制度去完成，而不再仅仅只是百数年长达数代人的余荫积累，或者是寄望于世道秩序崩坏所带来的非常规机会。
由太庙中凭吊先人而发散思维想到选才制度的改革，沈哲子也只是浅尝辄止。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不是头脑一热便能收见成效，而且早在十数年前开始，他便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前期各种铺垫，包括此前行台所施行的吏考，都是为了营造科举改制的前提氛围。
当然，想要凭着庶族地主进士群体的崛起便想在区区一两代人之间解决掉此前政治形态的残余，也未免有些乐观。相对于知识的下放，进士群体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发挥出其本该具有的积极意义，仍然需要意识的觉醒与政治觉悟的提高，这同样任重道远。
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庶族进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露出实力，比如唐时牛李党争，其实是一个并不怎么光彩的形象。
牛僧孺、白敏中作为进士官僚的代表人物，大权骤得，并不能够将自身权柄与社稷大计有效结合，而他们所掌握的权柄，仅仅只是党同伐异、逞于私利的工具。白敏中虽然有个诗名极盛的堂兄白居易，但自己一生行事，也只落得一个谥“丑”。
反倒是出身赵郡李氏的李德裕，虽然被视为没落门阀世族的代表人物，却展示出真正的宰辅风采，对李唐社稷颇有存亡之功。
当然，具体到个人的政治素养高低或者某一阶段性的政治斗争，并不足以解释大尺度的问题。比如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便谈不上是一个什么伟岸人物。
所以，尽管沈哲子已经确立了科举改制的总方针，但在具体的实施与推行上，仍在等待一个合适契机。最起码也要等到南北统合稍见成绩，社会秩序已经恢复到可以容纳一定程度的动荡。而在此之前，仍然需要准备与积累。
他来了，他来了，举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