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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话，萧元东脸色才稍有和缓，抬手书写手令，口中则说道：“我目下外戎，且先委命护军，真正封授如何，尚需行台议批。得授符令之后，尽快统部北来，王师军期严谨，不可逾期。另此前所言保全忠义之种，我这里先答应了，从速送入军中，届时也随奏令东行。”
虽然双方各有不忿，但氐胡归顺这件事算是敲定下来。至于蒲安进献的那些郡县图籍，在萧元东看来就是一个笑话。区区边胡贼众，有什么资格窃据王土伪献请封！
虽然短期内，他是有些忌惮氐胡北面勾结伪汉，但眼下已经到了四月中旬，王师主力西进在即，一旦后继有援，他的弘武军便彻底解放出来。届时氐胡北进泥阳，若果真有阴结伪汉的迹象，他自可直接出兵将之击杀近畔而无后顾之忧。
眼下而言，接纳氐胡北来也不是没有好处，可让其部稍稍分担义渠等方面的胡军压力。萧元东打算趁着王师西进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抽调军力由此侧击蒲城，将伪汉北地、冯翊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届时河东之众包抄而来，可以从容将冯翊数万贼军包抄围剿。
当然，发动这场战斗的前提是氐胡果真将那些人质送来。
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萧元东一边继续向下邽迁移战俘，一边等待氐胡的消息。可是氐胡那里还没有消息传来，弘农那里却先传来了最新的军令：嘱他暂驻于此继续北阻伪汉，后路王师将有三千河东军众入境为援，长安战事结束前不可轻动。
收到这一条军令，萧元东顿时大感失望，这意味着王师下一步战术已经敲定，先取长安，再杀伪汉。原本弘武军前锋部队，也因此成为旁观掠阵的后备之军。
这一转变，与此前的征讨计划略有出入，至于原因，则是长安的杜洪作死了。
第1221章 衣带血诏
三月末的行台，气氛分外凝重，虽然寻常部曹小吏不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但察言观色也能看出各自官长神情凝重，于是便也令得整个行台气氛俱都压抑几分。
这几日，行台内频频召开会议，可以说与军事有关，但实际上关系也不大。可是给整个行台带来的震荡，其实还要甚于军事上的胜负。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来自弘农前线主将桓宣呈送台内的一份奏报。这一份奏报除了桓宣自己陈诉军情之外，还夹杂了一份来自长安的书信，书信的作者则是目下窃据长安的杜洪。
事情若仅止于此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早在王师经营潼关以来，便不乏关中豪右书信投递，尤其随着去年年末开始西征，王师战绩惊人，弘农前线每日所得投诚书信更如雪片飞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杜洪。
作为京兆豪右推举出来的首领，长安目下暂时的主人，杜洪不只向弘农前线投书，还向行台投书，甚至去年冬里直接派人绕过洛阳行台，直接遣使前往建康。只是还没有抵达建康，在历阳便被扣留下来。
其人投书内容其实也大同小异，无非没有与王师作对为敌的念头，即便占据了长安，也是因为形势所迫、乡情不可辜负等等。言内言外，多陈无奈，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讨价还价。
面对王师去年汹涌的攻势以及今年持续不断的备战施压，杜洪本人也没有必守之信心，况且也无坚守的必要。
目下强弱态势分明，京兆豪右们其实也各自心知，之所以如今还窃据长安不作归顺，其实原因还在于行台的态度。行台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这些人投降，会获得怎么样的安排与待遇，只是一味的施压。
此前弘农杨氏的覆灭，也让这些京兆豪右们不敢轻易敞开怀抱恭迎王命。在这种情况下，杜洪作为京兆豪右的首领，或攻或守的战争职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负责代表这些京兆豪强们与行台谈判请封。
但行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保证，这也让京兆豪右们倍感焦灼。尤其随着弘农、上洛、河东等地的次第大建经营，加上开春之后河水渐长，令得战争气氛越来越凝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三辅豪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主动投降。
至于剩下那些还存念观望的，多数也都不敢再深居乡土、独抗即将大进的王师，引部向长安周边聚集而去，抱团取暖。
从行台方面而言，自然没有谈判的必要，甚至今次西征，这些豪强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敌人。他们若能识趣、乖乖投降也就罢了，若还要负隅顽抗，直接击垮就是了。
所以此前的计划是逐次扫荡拔除长安周边各股势力，尤其是北面的匈奴伪汉并其他一些杂胡势力，而后各军齐发，直入长安。
自身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与满足，大概杜洪也是恼羞成怒或者说狗急跳墙，所以这一次投书弘农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直接让行台炸了窝。
杜洪自己的书信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关中久乱、民风彪悍，既然诉求不得，也就无畏一战之类色厉内荏的说辞。但要命就要命在书信之外，另附一篇诏文。
是的，诏文！
杜洪非王非公，因为此前一直谋求谈和，所以也并没有僭越称制，但却突然抛出一篇诏文，实在令人大感不解。而讲到这一篇诏文的来历，则就更加曲折。
这一篇诏文的作者，是愍帝司马邺，就是那个中朝末帝，自长安归降汉赵而后被汉主刘聪所杀，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甚至就连尸体都被迎回江东安置多年的司马邺。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遗诏，至于遗诏何处得来，杜洪在信中也给了一个看似详细、合理的解释：当年胡寇关中，司马邺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向刘曜投降，噬臂吮血写下诏书，缝入衣袍中交给近侍带出，流传于外。直至此前不久，这一份血诏才从旧衣中露出为人所得。
所以，这是一份命运曲折的遗诏，而且还是一份衣带诏！
血诏原件，杜洪自然不可能轻易送出，但是内容也都尽录下来，命人投书弘农，继而送入行台。
血诏内容大义是愍帝惭愧不能守护祖业，身受屠各丑类所辱，但幸在江东还有宗族长者琅琊王司马睿传承统序，再兴晋祚。
书里还用非常殷切的语调嘱咐琅琊王，虽然客寄江表，但也不要心灰意懒，要深衔国恨，懂得选贤任能，至于江东那些吴人门户，也不要因为生长边远之地而不用。吴人多血性，只要施以恩惠，再过十几年，肯定会有雄臣勇出，慷慨兴复王业。
另外，书里又仔细叮嘱司马睿切记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急于反攻报仇，尤其不要急于远攻关中，因为这里胡势还很强大，担心琅琊王报仇心切、葬送了晋祚这最后一点传承。
“关中播乱，胡困年久，王宜谨慎，师若轻遣，则必有殃……晋业不久，王之罪也……”
从这些话中，也能看得出司马邺这个小年轻也是颇有几分乐天知命的豁达，为了不让司马睿犯罪，煞费苦心的劝告他不要急于报仇。
至于关中这边，也都不必担心，屠各小丑以胡虏资质窃据，肯定不会长久。到时候自然会有三辅心向晋祚的豪强们蜂拥而起，掀翻胡虏的统治，让关中再沐浴王道光辉。
并且告诫琅琊王一定要谨记，到时候千万不要吝惜封赏以免让义士齿冷。就算有人因此阻止，那必然是担心自身的功业权位会被摊薄，绝不是晋业柱臣，而是窃夺王命自专的国贼。
因为担心琅琊王不知该要以何权位封赏这些光复义士，诏书的最后还体贴的列明了各种封赏规格，比如扫除胡虏、光复关中的，应该封以大司马并开国郡公，其余各类，也都参差有序。
现在将国器奉送琅琊王，希望琅琊王对此能够奉行不悖，如果有背信违约，则是失信于天下，司马邺在黄泉中也不会开心。而且一旦如此，届时肯定会天下大乱，天命也不会再关照晋室，天下百姓也都会嘲笑司马家薄情寡恩。
如此种种，荒诞到了极点。所以当这一份书信送到行台后，沈哲子也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情略作翻阅，只是感叹这个杜洪挺有趣，脑洞开的不小。
至于所谓衣带诏这种传诏形式的指向性，在没有《三国演义》传播的时下，也算不上是什么让人过分遐思的事情。尽管《三国志》中有记载，也仅仅只是董承这个西凉余孽不忿汉帝东归、权归曹氏而作的一点权谋诡计罢了，远不是后世演义所渲染的那么大义凛然、光明伟岸。
而且沈哲子怀疑杜洪也未必就看过三国志，如此脑洞大开，应该只是凑巧。
这样一份遗书血诏，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