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虨虽然是挂名的大将军府军师谋士，但是提出的策略与军事关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长的主要还是文教宣传、把控舆论，所以在这方面也都多有计划。
“关中久乱，士庶杂居，华夷同流，是以礼章无存，王道难昌。若想明于伦理秩序，泾渭分流势在必行。宜广选谱学时流，将关陇之内诸多华族旧户甄别列选，整编《关陇门第考》，遍告域中华族宗户，彰其祖宗旧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丑类。”
跟随在大将军麾下年久，江虨对于这种发动人民群众自发区别分类、排斥异己的手段已经非常熟练。挖掘那些关陇门户家声旧事，以唤醒他们血脉之中那一份已经渐有淡忘的荣耀，将华夷之别再次强调起来。
“至于那些杂胡夷狄之众，各自本就悖礼少文，更难以诗书经义教化。各自部族源流，虽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蛮夷相传溯源。此类戎狄邪说，虽然只是荒诞，但于胡众之内也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时，也不妨稍采这些蛮夷杂说，稍作经义附会，予其诗书礼法渊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汉化精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深信不疑。
在座其他人听到江虨这一番陈述，大多还没有什么感触，只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虽然不会有大效果、但却也不会坏事、无伤大雅的策略。
可是沈哲子对此却颇为重视，并且对于江虨居然能够想到这一节而深感欣慰，这意味着江虨最起码在宣教、舆论方面的才能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士级别。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种叩问哲学根本的问题，看起来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没有意义的呓语。但是一个人的所有观念、意识都立足于此，人的所有行为及价值取舍都受此支配。
譬如后世一个年轻人，哪怕没有经历历史上某些屈辱年代，但每当念及于此，仍然深感悲愤痛恨。因为他是发自肺腑的认同这个出身，认同这个民族，任何施加于这个民族之上的苦难，他都感同身受。
江虨这一条策略，如果运用得宜，可以说是高等文明向低等文明入侵的更高一级的手段。杂胡素无信史，但也各有其部族来源的传说，并因此衍生出各种信仰崇拜。这些深入到观念中的认知，是很难通过暴力去摧毁的。
暴虐如同羯国石虎并其他一些胡族政权，都要仰仗佛教这一外传蕃教来消弭整合这种观念上的冲突。
而江虨所提出的这一方法，相对而言要更巧妙的多，并不是树立一套新的信仰学说，而是通过改变原本就存在的信仰对象来达成意图。
“为门第定考，助杂胡治史”，针对关中问题，江虨所提出来的诸多策略大体可以归结为此。当然，助杂胡治史这一项还有待商榷，杂胡本就乏甚史传，落实在实际上，无非是承认他们当下所崇拜信仰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将这些目标加以汉化装扮，从而达到影响人观念的意图。
这么讲还是有些笼统，后世某个时期，整个世界涌出一股所谓汉学风潮，诸多蜚声国际学术大家针对华夏历史展开诸多研究，并且著述颇多。
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出于对文明传承的景仰或是学术上的追求，但是一件事角度不同、论证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而后世一些年轻人们在没有深厚学养基础和丰富社会阅历之前，接触到这些已经被加工涂抹的历史观点，就会无可避免出现认知偏差，认为事实本就如此。
一个信史传承如此完整且丰富的民族，在面对这种涂抹扭曲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更何况那些本就乏甚治史传统的杂胡夷狄。
江虨所提出这一条“助杂胡治史”，在沈哲子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打压那些杂胡上层精英的手段。表面上看来是通过一些鬼神祭祀，来加强这些胡虏部族凝聚力，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信仰上的感召、观念上的改变打破这些部族酋长在人身上对部众们所施加的绝对控制。
虽然这一条策略短期内难收奇效，但若长久保持下去，效果绝对不会弱。而受此启发，沈哲子也确定了他之后在处理胡虏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无史则不为族。
换言之，日后那些边野胡虏就算是想要归降行台，则必须要有一个确凿可追的渊源传承，才会被当作一个部族来对待。否则便只能当作杂胡流人，被打散安置。
在夷狄之中也树立起一个正统与邪异的概念区别，给他们各自提供一个内斗的理由和动力，未来又可立足于此，建立起一个泛区域的朝贡体系。
第1185章 籍户激增
江虨所陈述事项被整理成章后，沈哲子在这表章起始处用朱笔批“特”，在座其他行台官员们眼见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异色，继而便开始沉思这件事更深层次的意义，以及当中与自己职事内或会产生的牵扯，俱都重视起来。
这又关系到行台在处理各种事务时的一个规章，就是事务处理的先后次序以及用力大小。
沈哲子主持行台以来，需要处理的事务不再只独限于军、政又或者单独某一地，言之日理万机也不为过。虽然台府并立、诸多属官配合分劳，但诸多事务千头万绪，也难做到事必躬亲，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北伐不过近半，他可不想劳累猝死。
所以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他往往标识轻重缓急来做分类，缓、常、急、特、特督等几个类别，以表示对这些事务的不同关注力度。
这其中表示最高关注力度的“特督”，除了表示此事他非常关注、需要尽快处理之外，在处理过程中还要配备监察官员进行监督。
原本这只是沈哲子自己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分类，可是行台本身便是以他为主，所以很快他这一点私人的标注批示便也成了整个行台行政的一个标准。大凡标注急、特的事务，俱都要优先处理，人力、物用方面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集中。
反之，缓、常一类的事务则就不必过于急切，虽不至于完全搁置，但肯定也不会过分重视。换言之，力道要用在领导看得见的地方，领导都不怎么关注的事务，哪怕做的再好，效果也不大。
对于这一现象，沈哲子也早有察觉，感慨之余也就由之任之，但也并没有将之当作一项规令以条文标识。有的时候，这种默契与潜规则反而更加有利于树立起上位者的权威。
直至如今，各部曹官长所奏议事务能否得到朱批特示，已经成为衡量那些官长们尽职与否的标准之一。
那些官长们若是长时间得不到特批，最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才能有限，认不清楚轻重缓急，第二是德行有缺，得不到大将军的雅重亲昵。
当这种逻辑成为一种共识，即便那些官员们没有遭到有司弹劾，在下属们当中也会威望大失，难堪其位。
江虨陈奏完毕后，便轮到谒者台的官长谢尚发言。
谒者台掌管朝觐宾飨、诏使劳慰等等，简单而言就是迎宾并公关。原本江东台城内并没有谒者台这一官署构架，只是设立谒者仆射归为光禄勋管制。
可是洛阳创建行台后，各种觐见、宾客并访慰事务增多，沈哲子索性便将谒者台单设起来，除了这些之外，又加以访贤察举、持节察授并受怨申奏的职责，大大加强了谒者台的权柄。
如此一来，谒者台除了迎宾公关之外，还要负责察举野贤、封赏四方并民怨申诉等职责。而这一改动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谒者台拥有访贤察举的权力，这就极大程度的动摇了中正乡议的权威性。事实上在这些新收复的州郡中，沈哲子也根本没有再多此一举的设立中正官。
今次跟随沈哲子入洛的那些几郡乡流，都可以归类为入觐的乡贤，各种接待安排事务正规谒者台管理。
沈哲子当下的权位，自然不可僭用入觐朝礼，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可供取巧的地方，虽然司马懿父子几人陵寝都被匈奴人给挖个干干净净，但皇陵遗迹总还在。沈哲子也是沾了这些冢中枯骨的光，四边觐拜皇陵，礼节生人代受。
谢尚本身便是浮华界的一流人才，兼之早年督造钟磬礼器，使礼乐正声归朝，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