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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赫煊通电全国的同时，国党和共党相继发了通电。
许多没能力自设电讯室的小报馆，直到半上午才接到消息，随即慌慌张张的准备发号外。
北方事变，举国皆惊！
身在庐山的常凯申，紧急召开军事会议，随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当天下午，红军各部将领联名电告常凯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事实上，就在七月七号那天，周公便已经来到上海，同行的还有博、林二人。他对地下党员做出七月指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变，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周公这番话说出口，还不到12个小时，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紧接着，周公又以看戏的名义，借黄金大戏院的办公室，与文化界和统战人员座谈。
此次座谈，被誉为“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自此之后，左翼文人纷纷成立爱国救亡组织，并把矛头从阶级斗争转为对日抗战，各种各样的爱国救亡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上海，公共租界。
邵洵美和徐志摩二人，正忙着筹备《春望》诗刊编辑部。印刷和发行事宜由邵洵美负责，稿件的收集和编辑由徐志摩负责，戴望舒被请来兼职做副总编，《春望》诗刊的封面由刘海粟专门设计。
辛苦了两三日，办公地点已经选定，诗刊的版面设计也差不多搞定。
张嘉铸则负责编辑部的装修，其实没有那么麻烦，随便弄些办公桌椅进来即可，连墙壁都用不着粉刷。
徐志摩一大早就来到编辑部，屋内搬上搬下吵得厉害，他干脆拿着稿件跑到阳台上去看。
“写的什么狗屁！”徐志摩顺手把诗扔到地上。
戴望舒捡起来一看，顿时笑道：“郁达夫的诗你也扔，不怕创造社那帮诗人找你麻烦啊？”
徐志摩讥讽道：“他那也叫诗？”
戴望舒劝谏说：“周先生创办《春望》诗刊，是想团结各派诗人救亡图存。人家创造社积极响应，郁达夫专门从福建寄来诗稿，怎么也要给点面子才是。”
“我是就事论事，并非徇私报仇。”徐志摩解释道。
新月派和创造社，以前是打过笔仗的。
徐志摩暗讽创造社是“文坛细菌”，破坏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和尊严。而创造社则讥笑徐志摩为“小丑”，指责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说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绅士”。
以两派历来的矛盾而论，说实话，徐志摩担任《春望》诗刊主编，人家创造社愿意投稿已经很给面子了。
戴望舒继续劝道：“志摩兄，这首郁达夫的诗，你还是刊发吧。郁达夫名气大，读者也多，有利于诗刊打出局面。”
徐志摩激动道：“名气再大，也要用作品说话，你看看他写的都是什么东西！”
郁达夫寄来的这篇诗稿，是他在福州凭吊戚继光祠时写的，名为《游于山戚公祠》：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
这首诗怎么讲呢，说好听点文字质朴、雅俗共赏，说难听点不文不白、技艺拙劣。
能入徐志摩的法眼才怪了。
戴望舒见徐志摩死不松口，建议道：“不如，选郁达夫去年写的那首词？”
“哪首？”徐志摩问。
“《满江红》，也是凭吊戚继光的。”戴望舒找来纸笔，迅速把郁达夫去年的作品默写出来，这记性也是够好的。
徐志摩仔细品鉴一番，点头道：“这首还勉勉强强，就选这首了。”
《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酬千杯，蓬莱阙。
戴望舒又问：“周先生有新作吗？《春望》创刊号，怎么也该刊一首他的作品。”
“还没收到，他说正在创作当中。”徐志摩道。
就在此时，楼下街头报童狂奔，大喊：“号外！号外！卢沟桥发生事变，日寇进攻宛平城！号外！号外……”
徐志摩和戴望舒对视一眼，俱都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
戴望舒喃喃道：“都被周先生料中了啊，真的在一周之内发生事变。”
第八百二十八章 英雄叱咤，壮士骁骁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
街头到处是游行队伍，正在放暑假的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一起。沿途，许多市民也自发加入，浩浩荡荡行走在各个街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前往市政府请愿。
“滴滴滴！”
司机按着喇叭，想迫使游行队伍让开道路。
周赫煊提醒道：“靠边，停车，等游行的先过去。”
这司机和轿车，都是找徐志摩借来的，上海周公馆只剩下一个看门老头儿。
等到游行队伍离开，轿车才继续前行，来到一家饭店门口停下。
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经过去了20多天。
最开始，常凯申和宋哲元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坚守，必须抵抗。但在坚守抵抗的同时，他们又期待着和谈，而这份侥幸心理迅速被日军的援军给扑灭。
七月十七日，常凯申终于选择面对现实，发表了他的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此刻，北平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南苑之战”。
首先要说一下汉奸潘毓桂，此人是北平、天津、河北和察哈尔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担任宋哲元的政务处长，兼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从事变爆发到北平陷落，二十九军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被潘毓桂详细出卖给日军。
早在周赫煊回上海的时候，他就给宋哲元发了一封电报，说日军正在谋划攻占北平，并提醒宋哲元当心——潘毓桂已经做了汉奸。
宋哲元倒是听取了部分意见，令人严密监视潘毓桂的行踪。但潘毓桂有日本人撑腰，又是宋哲元地盘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二十九军当中也有内应，依旧非常轻松的获得了作战计划并传出。
当日军一步步收缩对北平的包围圈时，宋哲元意识到南苑的重要性，立即派遣赵登禹的精锐部队前往支援。但宋哲元也是昏了头，他鉴于37师的防线太长，同时又把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调往北平方向。
这一切由于汉奸的出卖，都被日军所知悉，于是日军趁机发动猛攻。
南苑之战爆发时，赵登禹为了赶快驰援，身边只带了一个团，另两个团还在半路上，而主力仍旧留在涿州，原本驻守南苑的37师则在撤离防线。
增援部队只来了一个团，驻防部队却在撤退，日本人又发动突袭，战场瞬间全乱了，中国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最可恶的是，由于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日军不但知悉守军的动向，还知道守军的薄弱点——学生兵团。
学生兵团是去年征召的，一直在参加训练，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才正式拿枪成为军人。日军朝着学生兵团的阵地疯狂进攻，而前线的指挥系统又崩溃了，学生兵们根本找不到长官，只能在基层军官的领导下坚持战斗。
对于这些学生兵来说，这是他们遭遇的第一场战斗，也是其中大多数人的最后一场战斗。他们当兵的时间才半个多月，却展现出极高的战斗素养，而且无人后退，无人投降，大半都牺牲在和日军的肉搏当中。
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朝日新闻》采访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长一木清直，此人感慨说：“（中国学生兵）面对面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因为提前得知守军的作战计划和弱点，日军以为能轻松拿下南苑，结果遭到异常顽强的抵抗，甚至一度被佟麟阁带领军官教育团赶出阵地。在损失惨重之下，日军战斗机从承德起飞，对南苑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守军阵地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中国守军只能选择突围，而他们的撤退路线，也被汉奸出卖给日本人，遭到准确而致命的埋伏。
突围途中，132师师长赵登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