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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牢固，那自然是小农越多越好。当年“地多人少”还不觉得如何，二十年一晃，人口暴涨，李皇帝才后悔为了点小钱，把帝王事业给跑偏了。
可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呢？都说谋万世，谋个屁啊。
让李董进退两难的地方就在这里，要么得罪贞观朝二十年来的新贵、新·新贵，要么得罪传统小农。
都是坑，踩谁好呢？
每每想起，李董不得不承认，搞皇庄自留地简直是“神来之笔”，至少还有缓冲的余地不是？
然而恶心的地方并不是只有进退两难，如河北诸地新兴的棉花种植业，大部分棉农收获之后，宁肯掏钱补税，也不愿意缴纳棉花实物税。而且收获之后，也不愿意就近卖给河南，反而是宁肯绕道走海路，卖到江南、荆襄甚至岭南、交州。
为什么？朝廷收购价比南方低得多的多。
不仅如此，诸如河东地区有严格的粮税，有些河东大豪，直接借道河北，宁肯从朝鲜道、扶桑进口粮食去缴纳粮税，也不愿意种粮食。河东入太原和长安的粮税，一度出现过交州米……
而这些交州米，他妈的还是漠南用马队运过来的。这放眼历朝历代，都没见过这样奇葩的事情。
一个号称永远忠于圣人可汗唐朝大皇帝的蒙兀室韦老铁，不远千里，把从河北上岸的交州米，通过漠南商道，运到河东，然后交易给河东的老哥，让他们把交州米拿去缴纳税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唐朝版的国际主义精神！
李董当然可以加征税赋，但河东河北老铁大不了继续种粮食，然后把多出来的粮食，继续卖南方去……
归根究底，这和暴力不暴力不搭界，纯粹就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
奈何南方不差钱，工商贸易带来的利润，让除了武汉之外的大部分主要城市，都情不自禁地多种经济作物。
修建环渤海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消耗一下“民力”，不仅仅是契丹、靺鞨、扶余、新罗等地的“民力”，河北、辽西、辽东的汉人，同在此列。
朝廷和河东河北诸地的“种田大户”矛盾，一度严重到需要靠羽林军护卫，然后通过行政命令来强行“征收”。中央官吏和内府局的阴阳人死太监，明里暗里都要威逼利诱不要为了高价，就把东西卖到南方去。
其中增强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诸地农具，一度被朝廷勒令只能从官营铺面购买。甚至朝廷从诸地收购棉花之后，做成的成衣，也是要卖回当地，卖南方基本是没人鸟。
质次价高，正常人都知道怎么选，但行政手段一动，立刻就勾走了大量诸地的收益。可以说一亩地的大部分产出，都被朝廷通过“冠冕堂皇”的手段给抽走。
而原本这个手段，是要用在五姓七望身上的，只是没曾想，官吏们的下限超出了想象，搂草打兔子，那是兔子也要，草也不能少。
这种情况，李董岂能立刻叫停？一旦叫停，官吏们怎么办？而如果不叫停，也就只能提高“技术”，先从“质次价高”的各色“工业品”上绣花做文章。
裱糊裱糊，先应付一下难关，从武汉淘换点“即战力”，怎么地也能先咬咬牙挺过去。
李董的想法还是相当美好的，只是一番操作下来，对洛阳那帮人而言，又何尝不是皇帝对他们没有以前那么信任？
这也是让老李看不懂的地方，于是找来李奉诫，好参谋一番。
“不过，即便马宾王懂了又如何？皇帝永远是两难的境地。”
李奉诫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是兴奋的，“不管兄长你信不信，但我以为，这光景，怕不是真要打上一场，偏偏还和武汉无关！”
第八十八章 乐见其成
人是社会性动物，官吏也是人，也许要人性沟通。
关于入京诸多事宜，江汉观察使府开会开得相当频繁，张德为了安抚情绪，也不得不在十几二十个部门之间连轴“视察工作”。
武汉官吏的组成迥异于别处，它不是纯粹的乡党抱团，也不是世家和朝廷一起跟着皇帝经营大唐帝国有限责任公司，这里没有“帝国合伙人”，至少他们能从武汉“发达”，朝廷的体制只有限制没有推动。
所以武汉系的官吏，兴奋之余也会忐忑，万一去了京城，是不是就会被武汉抛弃，变成“别人”？将来在洛阳诸事不顺，会不会影响到在武汉的社会关系？
焦虑是存在的，就需要有人疏导，张德作为武汉狗群的狗王，自然是当仁不让。哪怕自己极为厌倦烦躁这种“繁文缛节”，也是不得不去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如此了。
“今天这个会呢，就算是师生会、同行会。不必拘谨，说到底，当年我在长安，也就是个精于营造的江南小儿。至多就是钱赚得多了一些。”
老张比较看重的几个部门，主要还是技术官僚群体，这些人出身“贫贱”，他们既有底层的吃苦耐劳，又具备“光耀门楣”的强烈执念。
优秀品质和思想偏执共存，不能说有什么问题，贞观朝的行情就是如此。别说贞观朝，过个几百年上千年，“贫贱苍头”依然是挣扎着要“翻身做主”。
“我是鼓励你们走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的，就像龙昊那样，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从小就在武汉长大，可能比较艰苦的记忆，也就是十岁以前。于是有些时候，会把周围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
张德看着这帮“学生”还有“同行”，“越是如此，越是要去看一看。武汉为什么会被称作‘地上魔都’，又为什么会被人攻讦‘妖魔横行’，总不能坐在家里玩个雕花，就能够明白。”
“还有一些心地善良的，我不是说心地善良不好，劝人向善，总归是好的。只是有的人眼见着工坊里的苦工仿佛是立刻就要死过去，便呜呼哀哉，觉得这世上最悲惨的，大抵如此。人皆有恻隐之心，但为官犹如带兵，有道是‘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善心为先是做不了官的，至少好官是做不了的。”
听到张德的话，好些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张德笑了笑，“你们肯定有人口服心不服，但不要误解我的话，我并非是说好官的良心都喂了狗。只是，甚么是好官？先把职责所在做好，再把职责所在做优，自然而然的，就有人获利沾光。”
“一个‘稼穑令’，眼见着哪户人家缺了口粮，便要成日里琢磨如何给个便利，良心是有了，官声也有了。可说到底，‘稼穑令’只要把粮食多打个三五斗，还怕饿着谁么？”
言罢，张德继续对“学生”和“同行”们说道，“你们去京城，或者说，你们去中国，莫要被‘良知’牵着走。天下做事，难处不在‘善恶’，而是坚持。”
明明知道自家先生手上“血债累累”，但哪怕道德准绳和张德完全不一致的学生，在理性上，还是更加偏向张德。
因为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吹的如何“有类三代”，也不如在武汉吃完炒粉吃炒面，吃完炒面吃炒饭。
撑死的比饿死的多。
至于有些“同行”，原本就是外地过来的，什么悲惨境遇没见过？至少武汉的奴工，是有机会转化为“人”。武汉也没有隔绝最底层奴工改变人生的机会，尽管很微小。
而中原世族是什么行情？除主家之外，其余皆是奴婢，打杀由心，家法大于国法。贵种视奴婢为“非人”，往来友朋，并不觉得有何奇怪。而这种平常，在武汉这里才是例外。
一人为奴，代代为奴；一族为主，代代为主。且周遭皆是理所当然，不觉有异，只有从这里出来，到了武汉，才会明白为何“妖魔横行”。
这些“同行”是知道张德“血债累累”的，但超过“人屠”的“战绩”，却换来数倍十数倍的“人”变成了人。
有了这个认识，那末，几十万的“血债”，也就不值一哂。
因为原本，那多出来的数倍十数倍“人”，本该十年二十年一代三五代，都该犹如猪狗，不如牛羊。
到了武汉，才会明白道德文章说的天下不是天下，说的万民不是万民。
指望着张德既要“兼济天下”还要求有着世家大族的“道德”，大约当真只有神功盖世的圣人从天而降。
只是明白这个“简单”道理的人，在张德的学生中并不算多，反而外地来的“同行”更加深刻一些。
一直拥有，便不觉得珍贵；失而复得，于是视之如珍宝。
这也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