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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相比之下，嫁妆却直接从一个父系之家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里，联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尽管新郎的父亲没有任何控制儿媳嫁妆的权力，甚至他儿子也得在妻子允许时才能用它，但是儿媳的嫁妆终究要传给孙子孙女。对一个最终将把家产分割给几个儿子的家长说来，这种好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女儿们的家长愿意投资于嫁妆，因为财产因素卷进去以后，姻亲关系会变得更牢固。新娘的父母花费大笔钱财把她嫁出去以后，可以指望从女儿、女婿和外孙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袁采劝告殷实之家可以把财产分给女儿一些，因为今后如果发现儿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儿，甚至可以依靠女儿送葬、祭祖。嫁妆加强了姻亲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可以在长时期里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就像分家以后的兄弟可以共同担任墓地和祠堂的继承人，从而彼此牵制一样，姻亲可以通过分享嫁妆体现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妇女在传记资料里经常因为无私地处置嫁妆而受到表扬。比如，11世纪初，出生于富裕官宦家庭的赵氏（1008—1039）与17岁就通过了省试、成为家里第一个当官的某男子结了婚。按照她的传记的记载，当时丈夫家很穷，赵氏为自己有这么多私人财产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把嫁妆悉数捐出，充作家庭公产。
女人死后，嫁资一般传给丈夫或子女，但是有些女人明确表达了怎样处置嫁妆的愿望。例如，赵氏在病榻上对女婿说：“吾奁箧中物皆嫁时资。未尝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遗诸子孙。”（这意味着不只给她自己生的子嗣）丈夫接受妻子嫁妆时还可能牵连到情感方面的问题，即不能用亡妻的嫁资做她不同意的事。曾有一个男人不得不用妻子留下的钱为她办佛事，因为当他用她的钱买妾时，亡妻就扮成鬼跳出来给他捣乱。
宋代的嫁妆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财产种类。嫁妆并不是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的产业，官府要求财产都要以户为单位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不管实际上他是否活着。然而，还要把女人嫁妆里的产业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个事实关系到对它的恰当使用，不仅女人有生之年有权掌管它，而且还与确立的所有继承人有关。
法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但妻子的诉求比照丈夫说来是很弱的。法官有时会援引奁田属于夫妻共同管理的条款，但是妻子能否轻易阻止丈夫不再为了双方有争议的目的使用那块地，是很可怀疑的。丈夫侵吞妻子的财产却很容易。
妻子们不能从法庭得到保护是因为她们不具有起诉丈夫的法律身份。丈夫是妻子的法律代言人，或者说，中国的法学家创造性地认为婚姻把夫妻联为一体。
因此可以说，妻子的财产权没有普遍的法律规定做后盾，好看的小说：。即便如此，相反，丈夫的自由仍受到一定限制。曾有一个丈夫控告他想休掉的妻子偷窃了他的财产，法官裁定，妻子把嫁妆收藏起来不算偷窃。
如果不是更早，至少自恩格斯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妇女的财产权是她们获得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关键所在。有一种意见说只要妇女的财产权是有限的——比如，女人不能承祧父亲的土地或在婚后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那么，她们在家庭和更大的社会里的权力也就相应地是有限的，对妇女财产权的文化意义的评估如果不是完全负面的也是很狭窄的。杰克古迪（JackGoody）最近论证道：嫁妆盛行的社会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社会，离婚的很少，妇女有可能继承家产，女人的一般身份比较高。女人拥有财产，境况就会更好的观点在今天很少遭到质疑。西方国家不断督促其他国家修改它们的法律条令，给予妇女等同于男人的财产权。
嫁妆对于宋代妇女意味着什么？拥有嫁妆是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行动更自由，可以得到普遍的尊敬或影响家庭事务的决定？
对于妻子而言，带着一箱箱的衣服、首饰和地契步入婚姻所产生的心理价值大概与她可用嫁资做什么同样重要。
第一，嫁妆证明她不是妾这个事实：她不是被娘家卖掉的；相反，家人把她看得非常重要，在送走她时陪送很多东西。
第二，嫁妆给她提供了讨别人高兴——年轻新娘的主要工作——的手段。正如下一章要看到的，新娘常试图用陪嫁的东西赢得丈夫家人的欢心。
第三，嫁妆使女人得到一点点、不太多的安全保障，使她们不至于一贫如洗。嫁妆有时是寡妇谋生的主要来源，可以带到第二次婚姻里，还可成为收养继承人的基础，让他祭拜自己。
第四，嫁妆使妻子与夫家财产的增殖更有关联，这样至少可稍稍缓解一点父系家族暗含的对女性的歧视。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里，从嫁妆的角度看，宋代似乎是妻子和女儿们遇上的最好的时期。但是嫁妆在后来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于宋代，因为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
比如其中之一，司马光谴责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财产对家庭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宁愿儿媳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且陪嫁多的媳妇就会比少一点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欢迎。司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公婆不应该贪婪；新娘子不应该狂妄傲慢。
朱熹在《家礼》里引述司马光的观点，主张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朱熹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把嫁妆用在丈夫家庭的妇女。
朱熹的弟子黄榦（1152—1221）进一步倡导把妇女财产权观念与敬宗收族理念协调起来。
黄榦当官时写的两篇判词提出，女人对掌管嫁妆的权力要求得不高，低于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第一例事主为徐先生的寡妻陈氏。陈氏在丈夫死后返回娘家居住，留下她生的3个女儿、1个儿子，但是带走了200亩陪嫁的奁田。徐家有人起诉，试图要回这200亩田产，但是被法官驳回。在上诉时，黄榦推翻了原判。黄榦写到：“父给田而予之家，是为徐氏之田矣。夫置田而以装奁为名，是亦徐氏之田也。陈氏岂得而有之？使徐氏无子，则陈氏取其田以为己可也。况有子四人，则自当以田分其诸子。”黄榦公开承认没有子女的寡妇返回娘家居住时可以把嫁妆带回去；但是他坚持，女人陪嫁的奁田和带过来的衣服和日用品不一样，如果这个场景里有孩子的话，她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财产。
元代和明代，妇女对嫁妆的权利受到明确的法律条款的制约，法律规定离婚或丧夫的女人返回娘家或再婚时不能带走嫁妆。这项规定当然削弱了家庭给新娘提供嫁妆的积极性。修改法规的原因很复杂，但理学家对妇女控制财产产生的不安肯定已经成为嫁资减少的原因之一。
正文 386道法自然
山海经初探（一）——地理
海内外学者关于《山海经》的地理研究众说纷纭。有“云南圈”、“两河流域圈”、“中国圈”、“亚洲圈”、“世界圈”等多种说法。譬如：
“《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的寿麻国；正是今非洲赤道沙漠人的形象。《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见日月所出之山六；恰是今南北美洲的地理情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
“《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宫玉海《与世界文化之谜》。
“《山海经》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苏雪林《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
“《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远古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林永发《神话的新发现一《山海经》地理考》。
他们各执一词；都很有道理。
我们翻开《山经》随意读去；便大致知道山经是以横纵山脉为坐标，中间一块大陆，四周有东海、南海、渤海、西海、北海围绕。
这是中国古来已有“大陆中心说”的雏形；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帝王为了显示以中华为中央而编造的观念罢了。其实不然，早在公元1620年；英国人培根就已经发现；在地球仪上；南美洲东岸同非洲西岸可以很完美地衔接在一起。到了1912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根据大洋岸弯曲形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大陆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