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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采信。
是时候激流勇退了。
这些人无非是想他去职，包括御座上那位。
李纲不恋栈高官厚禄，真正的儒士以天下为任，保民太平，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志向才达成一半，然而形势已不容许他留在这个位置上。
李纲坚定请辞，赵构再三挽留，直至第四次上辞表，赵构才允准。朝廷下诏，以功加特进（正二品禄阶），除保和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政事堂七位参政，朱震外放，李纲退职荣养，兵部尚书参政政事之位一直空着——不能都空缺下去。赵构召问政事堂举荐。
若只荐尚书之职，合适的人选有七八位，但加参知政事衔，就必得是声望、资历、才干三者兼具，方能服膺朝堂。这就缩小了举荐圈子，何况政事堂诸公各怀私心，谁都不想举荐对立派别的人，至少，也得是中立派别，堂议时争执很是激烈，最终，在宰执们的妥协交易中达成了一致。
九月初七，朝廷接二连三的除官诏旨下——
御史中丞赵鼎除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门下省都给事中朱敦儒除兵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江南东路转运使章谊除工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两浙路转运使向子諲（yin）除御史中丞；
学士院学士承旨谯定除门下省都给事中；
礼部侍郎宋藻以敷文阁直学士出任两浙路转运使；
学士知制诰陈与义除礼部侍郎；
显谟阁待制、知苏州府曾开除工部侍郎；
……
从表面看，三位新执政和现任一宰四执都无特别关系，但从其他官职的任命中却能看出门道——谯定、曾开是二程党派，与胡安国走得近；向子諲和谢如意是同窗并同年进士，交谊颇深；宋藻、陈与义都曾得到叶梦得保任……熟谙政治的都能看出这次官员的大变动其实就是宰执们势力圈子的重新划分。
卫希颜对宋藻外任有些不解，便问名可秀：“你的《论语集注》已经完稿，留下宋之意在礼部岂不更方便推行？”
她说的《论语集注》事实上是名可秀撰初稿，由苏澹、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名系内的儒臣共同修订、补充完成，可以说是一部名系党派的合著，今年初才刚刊刻，被凤凰书院引为教本，作为官本《论语注疏》的补充教材——如果宋藻还在礼部，《论语集注》取代《论语注疏》成为官本就会相对容易。
她说这话时，两人正在枫阁菊园内散步。
名可秀望着园内绽放的金菊，眼眸沉静如渊，声音徐缓地说道：“《论语注疏》自咸平二年撰成至今，已行一百三十余年，要想取代非短期可为。必得先在士林积累声望，才能厚积薄发。”
卫希颜这些年来对《论语》已经很熟悉了——说是经书，事实上是一部记录孔子与弟子问答的语录本，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士人识字后的必读书。
但古人语录实在是言简意赅，可谓微言大义，要想读懂《论语》必兼读注，否则难解真意。历代诸儒对《论语》注释不绝，最享盛名的有三书——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
何晏是曹魏朝的儒学、玄学家，他与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五人集汉魏儒家十三人之说，并下己意，合撰而成《论语集解》——因何晏声名官位最显，为总领编撰，又称“何注”。
至南北朝，南朝梁儒皇侃采录魏晋以来大儒数十家为何晏《集解》申说，而成《论语义疏》——既兼采旧儒众说，亦兼采老子、庄子的玄学，大量搜集前代及当代玄学家对《论语》的某些字句解释，不拘家派，随性发挥，把“孔子老子化”，很有南朝时的学风。
到了唐朝，时兴科举，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论语》的标准注解，科考学子必读。但皇侃的《论语义疏》因受佛教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的影响，较何注更为详尽，因此学子在读何注时，也往往读皇疏为补充，而唐朝儒家孔颖达等也多有注疏为学子所读——总起而论，是以何注为本，其他为补益。
到宋朝，真宗年间，邢昺受诏与杜镐等四人校定九经，其中撰成《论语注疏》，仍是以何注为本，集宋儒之说为疏，因邢昺总领，又称“邢疏”——朝廷诏令为《论语》的标准注疏。
上述三部注本卫希颜都读过，当然，名可秀及名党众人合撰的《论语集注》她读得更精细。相较起来，这部集注仍是以何注、邢疏的注义为基础，但在字句释义上更注重孔子与弟子答问时的语境阐释，以及上下篇、前后文的联系——名可秀曾道：“后人读经解经，多有歧义，即为不详究语境，或断篇取义而致。”同时兼采道学、易学及荀子、孟子等人的学说为某些字句释义，又在一些因用词、句读而有争论的字句释义上，提出新颖见解。
比如，《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一句便必须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系起来作解。
又必须与《论语》后文的《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联系起来作解。
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传》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
结合起来，名可秀在《论语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处“不可”非禁止意，乃难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仅无效，而且可能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事。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不惟诗礼乐，施政亦如此。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阐述的观点。就现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对的，如果每项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后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将会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问题的层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项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对于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只在乎政令后施行后对自己有益与否，而不会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义。所以对“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执行。而在执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终会达到“知之”。若是不执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谓“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而让卫希颜更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断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注解曰：“诗礼乐教化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兴学识字始。”
意思是：诗礼乐教化百姓，执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诗礼乐，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让他们发扬创新；如果百姓还没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们，而教化要从广兴学塾，普及识字做起。
诸如此类的注解在《论语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名党诸官员在讨论修订《集注》的过程中，等于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不仅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真实的理解，而且在为政、治学上也有不少体悟——名可秀以共同撰书的行为，进一步统一了名党各官员的思想，而这些官员又会用这些思想教育影响他们的子孙，一代传一代。
这部《论语集注》不仅仅只在名党内讨论，名可秀还分别寄稿给尹焞、蔡发等相熟儒者讨论，丁起、宋藻、沈元、陈旉等人也曾与好友知交讨论意见，因此这部《集注》一经刊刻问世，就引来了士林的广泛关注，赞同、批驳的都有。而总领《集注》的首撰——只署号而不具名的“枫山居士”也再次引发了士林的揣测评议。
若是这些儒者知道“枫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别号，会不会号啕以哭？
卫希颜唇边绽出笑意。
便听名可秀悠然的声音又道：“五六年后，宋之意在路司两任期满，就有足够资历执掌礼部了。”
卫希颜又笑起来，她自然领会可秀话中之意。
礼部现今为胡安国所掌，以他的身体状况来看，应该还能撑个五六年。而宋藻若无外任路司的经历，到时和其他有资历者竞任礼部参知政事就未必处于优势地位，不如先退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