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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不仅靠经验,还得有脑子。而读书人比起不识字、见识少的工匠,显然更有脑子。但读书人多半不愿从事贱业,即使潦倒得在街上摆字摊,也不乐意给商人做工。于是,名可秀提出的“自建学堂,助学为贷,契约养工”打动了有需求的大商贾,纷纷出资,投入到学堂兴建中。
事实上,那些家里无力支付学费的学子在入学时多半都签了契书,名为“定向养才契书”,约定学子学业完结后将在什么商号从事何职,而在学期间的一应学杂费、膳宿费都由签约商号负担。
这种“定向养才”方式渐渐地被其他商贾借鉴,越来越多非会员商贾也向共济学堂投入助学金,要求共济学堂为他们培育“定向养才契约生”。
随着共济学堂在各府州县的建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商贾也纷纷开建定向养才学堂,越来越多的贫穷子弟和平户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及后,官府也开始兴建专门的机械技术学堂,招收普通平民子弟入学,学成后分遣至冶炼场、造船场、农机场、工械场等等。
随着这些契约学子进入到各种技作行当,推动了冶炼术、造船术、航海术、印刷术、农耕机械、工坊机械等各类技术的发展。
而眼下正因章舜举这番话且作沉吟的官员们,并未意识到共济学堂“教之非仕而以技”的做法将带来大宋的“技校文教”,并因之带来了一个浩荡的技术革新时代。
此时此刻,这些官员们却在为读书人学成后从事贱业而皱眉。
叶梦得瞟了眼宋藻,没有说话。
尽管他心里有想法,但文教属礼部管辖,他不愿多作置喙,而且他也不想贸然开罪学堂幕后的主事者——在户部商令商策的推行上,他还有诸多需借助名可秀的地方。
朱震说了句:“教以非仕,这话倒是有理。读书人嘛,不能都求利禄。”
这话实际上是隐隐指责学堂“教以技,从鄙事”的做法。
何涣则是直言责斥,“学校当以养贤弘道为旨,士人当以耕读为本,岂可以持贱业为道?”
时下士人皆以贱业为耻,不务贱业是读书人通行的想法。
章舜举依然一副谦和神态,说道:“事农当然好,但有田者少,无田者多,而坊郭贫户更无寸亩。安身立命,如奈何?就算圣人,也有贫贱从鄙事之时。”
他说的是孔子。
孔子的出身并不富贵,他是鲁国孔氏贵族和一名平民女子野合所生的私生子。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性很开放,一男一女瞧顺眼了野合是很寻常的事,女子未婚而孕也不为时人所耻,有母而无父的私生子很多。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随母居在平户里所,生活贫困,十七岁时母亲便丧。孔子为谋生计,从事过多种贱业及“鄙事”,包括做过丧礼的吹乐手。
当孔子成名后,有位大宰曾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孔子什么都会,真是圣人生而知之啊。孔子知道后,便对弟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前一句是说他少时贫贱,所以会做很多事,并不是生而知之;而后一句则是教导弟子多才多能,包括做鄙事的技能。
至孔子之后,儒家子弟践实务的就越来越少,而贱鄙事之风越来越盛。及至唐人宋人,士人都避讳孔子身世,认为有损圣人光辉,但谁也不能否认,孔子三十以前贫且贱,从鄙事为生。
何涣气得瞪眼吹须,辩解道:“孔子从鄙事,此为生计所迫,及后传学弘道,才是正途。”
章舜举呵呵一笑,“这些学子亦是生计所迫,若得以改善,自当向上进取。”
这时宋藻接过话道:“教化安民,这个义旨符合圣人之道啊。圣贤有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修身、齐家、治国。修身、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弘道。若家计都无着落,又何谈齐家?天下万万子民,非人人可成贤才,若教之以德智,谋之以生技,则为民生之幸。而少一家贫户,则多一分安定,长远而言,益于国家。”
宋藻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其中,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但不认同的官员见两位参政都默不作声,便也默然了。
章舜举适时引领众官人沿着廊庑往前,视察完小学斋又往楼上的大学斋。
上下学斋都有楹舍空着,显见学子还没有招满。
叶梦得便问:“已招了有多少学子?”
章舜举回道:“已录三百七十九名。明春在安居坊招录,届时将招至六百。”
安居坊的这所共济学堂比内城两所都要大,虽然建在坊内,却并不限于坊内招生,内城外城和京城周边的贫家子弟都在招收范围内——已经收录的这些学子部分来自内城,部分则来京城最近的仁和县两个镇市的贫户。
叶梦得心里盘算着等明年长定坊、永宁坊的共济学堂建成后,就将慈幼局八岁以上的恤孤都送进去,既让这些孤弃儿得到小学大学的完整教育,同时也省去朝廷在这方面的开支,而且,以后的谋生也解决了,一举三得。
叶梦得捋须眯了下眼,共济学堂这种办学,必须支持。
朱震心里也在盘算着,如果户部再掐工部预算,就从共济会要捐助。
至于学堂办学上的不妥之处,日后再论不迟。
作者有话要说:继续侧描呀侧描~~~~~~~~~~~
正文 328新的学派
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