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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被后世某些人认为是文明古国的中华并没有西方那么古……大儒们最喜欢说的“三代之治”，在宋朝只是传说。甲骨文是在清末才被发现的，也没有什么古代遗迹可以证明商朝和夏朝的存在，更不用说之前的“三代之治”了。
而西方那边却有几千年前留下的高达五十丈的巨大石砌陵墓！
如果这是真的，岂不是说西方古国比中国更古老吗？
听到苏东坡和几位同门老师兄的议论，武好古在心里暗笑道：就是要你们好奇！你们好奇了，才会提出派遣使团去西方一探究竟啊！
“老师。”武好古斟酌着说，“奥丽加说的事情是真是假，我们在云台山上用嘴说也说不清……还是得派人去寻啊。”
“派人去西方？”苏东坡看着武好古，“那得多远？去得了吗？”
“怎么去不了？”武好古一笑，“大食国的海商年年往来西方和中华，我们怎么就不能去呢？”
“就为了看那几个石头堆？”黄庭坚有点不大感兴趣。
他是进士出身的堂堂文官，虽然还在守选，但是肯定会有安排的，而且他还要挑挑拣拣，中央的官他还不想干呢！那地方太危险，一不小心又卷入党争……要当就当个州官，要是能接替曾肇（曾肇的知海州事就快任满了）来知海州就太理想了。
“当然不是为看那几个石头堆了。”武好古笑道，“这也是为了求道，为了传播儒学啊！”
“求道？”黄庭坚问，“求小道吗？”
“对啊。”武好古点点头道，“若是西方真的有古国历经数千年，必会有许多小道传下。据说这些小道都被天方教理性派搜集，汇集到了天方教的首善之城巴格达的智慧宫中。等老师当上了提举云台学宫事后，或可以上奏天子，请求派出使团西行，且求小道且传播儒学，一举两得，岂不妙哉？”
在陪同苏东坡回到郁州岛的途中，武好古已经和苏东坡商量过请他担任提举云台学宫事一职了——苏东坡当然不会拒绝了，他其实也不想再回开封府那个是非之地了，省得皇上什么时候又想去他这个“奸臣”再把他逮去御史台大狱。
干脆就在海州眯着吧！现在不是贬官止于海州了么？自己都已经到了海州了，就别麻烦御史台了……
“一边西行一边传播儒学？”苏东坡拈着胡须，“要一路开设书院吗？”
“是啊。”武好古笑道，“使臣可以向沿途路过的国家提出开设书院的要求，或许再给点贿赂，只要取得了许可就能大刀阔斧的上了。”
“谁去教？”苏东坡皱着眉头说，“莫说西行途中的蛮夷之国了，就是儋州、琼州那边，也无几个儒生啊！”
“是啊！”黄庭坚也道，“儒生都是要赶考的，谁肯万里迢迢去海外？走一趟没个十年八年的回不得家乡，岂不是要耽误三次科举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读书不就是为考科举吗？耽误三次科举，花费十年时间，就为了传播儒学……这个是不是太高尚了？
“办法总是有的。”武好古笑道，“我们先定下去不去西方，再想办法找人……反正一开始也去不了太多的人，大不了多出点钱，先布局而已。”
西去传播儒学的事情并不着急，武好古推动这个使团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巴格达智慧馆里面的西方学术经典。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从《梦溪笔谈》等中国技术类书籍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小道”，云台学宫附属的大学（其实是独立的大学）就能顺利开张了。
武好古想了想，又道：“不过往日本传播儒学的事情得抓紧一些……得干出点成绩，我们的云台学宫才好发展啊，老师的儒家泰斗地位也会更加稳当。”
第四百三十四章 神棍（三）
武好古那么热衷于和日本建立“友好邦交”并不是因为后世老一辈无产阶级外交家开创的中日世代友好邦交的影响，而是大宋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使然。
大宋因为军事上比较挫，从立国至今，都没有牛逼的时候。所以外交路线一直是比较务实的，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灵活外交原则。并不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本来也不是，契丹才是天朝上国，不但对外（主要对西方）宣称是中华，而且还效仿汉唐整出一堆附属国！
而大宋这边，勉强算得上藩属的，现在也就是西夏、大理、交趾、占城那么几个。至于日本国，情况就比较奇怪了。明明对藩属国不那么热衷的大宋，却一直有将日本变成藩属国的欲望。特别是神宗和徽宗这两个“圣君”，更是明文催促日本来朝。
当然了，催促也是没有用的……日本人自己也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的官家还称“天皇”，天上的皇帝啊！比大宋的皇帝还牛逼！怎么可能向大宋称臣？这事儿别说门了，窗户都没有。
不过……武好古是奸臣嘛！既然是奸臣，就要蒙蔽圣听了。明知道不可能让日本天皇认大宋皇帝这个主子，他也得宣称可以通过“传教”把小日本哄成属国。
为什么要怎么做呢？自然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府，成为中日两国邦交的对口单位。
此时中日两国有邦交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宋朝的外交权力并不集中在朝廷，当时的通法是大事上奏中央由枢密院处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赋予边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权。久而久之，形成定势。而且还有惯例形成的外交对口单位，比如河北东路雄州对应辽涿州，河东路代州对应辽朔州。永兴军路延州对应西夏宥州。而这个政策又延续至海外诸国，京东西路密州对应高丽，两浙路明州对应日本，后在神宗年间添设高丽司。福建路泉州对应占城，真腊，大食南海西洋诸邦。
这种地方主导的外交形式被称为牒状外交，也是宋代中国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过中日两国的官方牒状次数很少，有史料记载的仅有十四份国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国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国牒。
也就是说，明州州衙并不是个合格的外交机构，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负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国自己的史料记载中，曾经出现过“赐日本国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内容——既然可以对日本太政大臣用“送”，为什么还要对日本天皇用“赐”呢？
完全是不懂外交的官员在瞎胡闹嘛！
“崇道，你想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州衙，成为对日本国外交的衙门？”
苏东坡居然知道明州州衙有个对日邦交的工作，他也猜到了武好古的心思——武好古就是想把对日本牒状外交的权力拿下！而且他还想在将来拿下对高丽国、占城国、真腊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天竺诸邦国还有大食等西方诸国的牒状外交权力！
不过首先要拿下的，还是对日本国太宰府（这是日本朝廷设立的一个外交通商机构）的牒状外交权。
以后不再是明州州衙移牒日本国太宰府，而是由云台学宫移牒日本国太宰府。
也只有这样，云台学宫才能有效展开对日布道传教的活动——先得在书信上哄哄人家不是？怎么都得管白河院叫声“法皇”吧？“天皇”和“上皇”是不能叫的，但是“法皇”有点模棱两可，有点像佛教“法王”，是个大和尚的宗教称号。
当然书信的抬头也不能用“赐”或者“敕”这样扎眼的字儿了，这种便宜没啥好占的，也占不了。
“老师。”武好古笑道，“云台学宫如果不能移牒日本国太宰府，我们怎么和日本国掌权的法皇直接接触？没有日本国法皇的同意，我们又如何在日本国的平安京、博多港、难波等地开设书院？”
“日本法皇？”黄庭坚插话问，“日本国的官家怎么叫这个名号？听着有点像和尚。”
“不是有点像。”米友仁笑着解释道，“人家就是个和尚。”
“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笑了起来，“和尚怎么做了官家的？”
“不是和尚做官家。”米友仁道，“而是日本国的官家做了和尚……不过大权还是掌握着的。”
“元晖。”苏东坡奇怪地问，“你怎知道的？”
一旁的米友仁替武好古解释说：“老师的一个朋友，大相国寺的高僧临政大师在三年多前去了日本，还得到了日本国法皇的宠幸，做了僧官。是他托商人捎信回来说的……那位日本法皇对我老师的画技非常喜欢，还想请他去日本国画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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