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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子，便告诉了他。他说这算什么？他光在卡西诺就输了我五万美金呀！
我知道这个数字有很大的水分。
春节快到了，司徒阳兴冲冲地来看我，说他要回家结婚去了，然后把新娘子也带出来。我祝贺他爱情成功，还送了点钱给他当贺礼。
年还没过完，他蔫儿蔫儿地回来了。一问，嗨！──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他从此沉迷于赌场。
那时，阿莲一家搬到了一座大HOUSE里。三层，听着不错，可实在太破烂了，简直就是一座废墟。司徒平得意地领着我参观，我惊异他为什么要租这样一所破房子住，而且因为是HOUSE，房间多，租金也不便宜。他笑了，说可以分租给朋友。原来，他是打着做二房东的主意。他领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说要把这里装修成一间办公室。还兴致勃勃地给我比划：这里放大班台，这里放书柜，这里是一套沙发，这里放一个小几儿，搁传真机。
我说：“你也不需要办公室吧，花钱弄这干什么？”
他说：“怎么不需要？太需要了。做生意就要正规，不正规哪儿行？”又领我去看了地下室，真不小，堆着很多纸箱。我问是什么？他告诉我全是瓷器。又对我说你的货柜到了也可以放到这儿来，保证安全，而且便宜。
我一笑。
过了几天，他真招来了几位房客，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都是在布拉格穷得底儿掉的同胞。
我说：“你这儿可以改贫协了。”
他笑笑说：“你可别小看他们，以前都是老板，全在卡西诺瓢了底。”
当二房东的收入远不够维持他和阿莲的生活，本来租金就低，又遇上全是穷人，到月底交不上房租是常事，你能拿他怎么办？司徒平苦思冥想，决定开一个汽车修理厂。
看到他散发的广告纸我真吃了一惊，因为他根本不会修车，连开车也是在布拉格现学的呢。他刚到布拉格时买了一辆二手老款斯柯达卧车，歪歪扭扭地开着到处跑。这辆破车也怪了，水温高，而且永远是从40度直接蹦到100度，中间没有过渡。因此，从司徒平的后车窗里永远可以看到有十几个可口可乐瓶子摆在那儿，灌满了水，随时准备加。有一天在大街上跑，排气管坏了，劈劈啪啪震耳欲聋。警察示意他停车，他怕罚钱，装没看见，猛跑。警察火了，驾车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水箱就开了，老款斯柯达的机器在后边，警察只能看见一团白雾在飞跑，却看不到汽车。
当然，最终还是落入了警察手中，被狠狠罚了一笔钱。
还有一次，他开车走在快到布拉格市中心的路上。前面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他为了省油，早早就灭了火，让车缓缓往前滑行。可他不懂斯柯达车只要灭了火制动就没有用了，前面正好停着一辆警车，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慢慢地撞上了警车，把警车的尾灯变成了一地碎玻璃。
可是他竟开起了修车厂。
按说开修车厂还真是个好活儿，布拉格有几千个中国人，基本上人人都有一辆车。但多数是破车，成天修。欧洲人死性得厉害，干什么都讲预约，连剃头都是这样，修车当然更不例外了。光预约倒也罢了，还慢。中国人都是急茬儿，等着拉货做生意呢，在修车厂一放七八天谁受得了？再加上语言又不通，费劲。大家伙儿都盼着中国人自己开个修车厂，不管什么时候，来了就能修，一说就明白，加班加点干，只要不误做生意，哪怕贵点儿呢。其实修车这活儿也不难，就是换件儿呗。可中国人里还真没几个懂行的──尽是青田农民，修驴车还差不多。要说离得近，还数司徒平了──人家当过长途汽车站的团支部书记呀！见过的车不比谁多？
我大概是第一个顾客。
大概也是唯一的一个顾客。
我的车煞车片坏了，一转弯就响。看见司徒平的修车广告，就开着车去了。说明来意，司徒平和阿莲都高兴极了，我说司徒平你怎么会修车？他还没张口，阿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