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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无话。
第二天早晨，我无精打彩地从床上爬起来，余阳早已洗漱完毕，正在忙活早饭。见我疲惫的样子，关切地问：“没睡好吧？”
我摇摇头，“怎么睡？一夜大呼小叫的。你呢？”
“还好，我睡觉特沉，只要睡着就好办了，关键是要在她睡着之前先睡着。她好象心里有一个可怕的梦魇，说不定是一段非常恐怖的经历。”
“那你慢慢研究吧。”我一边说一边进了卫生间。
洗罢脸出来，余阳已经穿戴整齐，对我说：“田力，饭都弄好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得赶快去办税务登记，今儿是最后一天了。”
我说：“那你去吧，快去快回，然后帮我去买安眠药。”
“我也得买，我也得买。”他一边说一边检查自己的公文包，“哎哟，没拿公司文件。”急忙去敲客厅的门，同样伴以温柔的气嗓子：
“汪虹，醒来没？我要进去取公司文件。汪虹，汪虹，我要进去取公司文件。”
这汪虹折腾了一宿，这会儿倒睡踏实了，怎么叫也不答应。
我早烦了，一把推开门，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
汪虹刚刚睡眼朦胧地坐起来，见我突然进来，愣住了。
我说：“躺下。”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裸着上身，尖叫一声，连头带脚钻进被窝。
我从柜橱里取出公司文件，走出客厅，又轻轻把门带上。
余阳接过公司文件，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行，看见啥了？”
“我就没看。”我说。
我撒谎了。其实我看了一眼，只一眼。
我看到了雪白的肌肤和镶有蕾丝花边的黑色胸罩。
第二章 有女人真好
汪虹的到来我自认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重大改变，无非是吃了几次安眠药而已。而且她的噩梦也愈来愈少了，我们慢慢也可以不用服药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把这归功于我们的友善以及由友善造成的欢乐祥和的生活氛围。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一个年轻的异性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来的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客厅，见我那些从来都是乱扔着的衣服如今被整齐地挂在衣柜里，一堆从使馆讨要来的旧报纸，几本从国内带来的中文书都归置得齐齐整整，永不擦拭的家具如今都放着光，甚至连空气里都有一丝淡淡的香味儿。
有女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需要肌肤相亲，那太奢侈了；我们不需要含情脉脉地相互注视，那太幼稚了；我们甚至也从来不讲那些隐晦的笑话，那太下流了。只要有她在身旁，我们便乐观开朗、谈笑风生、言语诙谐、机智幽默。汪虹不知道是她开发了我们的智能，还以为我们原本就是既高尚又聪明的男人，于是便常常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时候。”
她郑重地说。
但是，汪虹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余阳的生理——心理是否改变我不好妄断。首先，余阳变得更勤快、更周到、更细致小心，这都不是坏事。可他由于天天要同汪虹进行大量的、题目广泛的谈话而频繁使用温柔得如同美声唱法的气嗓子，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无处可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我读过辩证法，懂得福祸相倚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没有温柔的气嗓子就没有丰满的汪虹。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马光发要回国了，走之前来向我们辞行。他听着余阳在那边厢呢呢喃喃嘀嘀咕咕地和汪虹说话，便问：
“还有谁？”
我说：“没有谁呀？”
他又问：“这是谁在说话？”
我说：“是余阳呀，怎么了？”
他诧异地问：“他怎么变成这种声音了？”
我苦笑：“我已经听惯了。”
马光发是个粗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脸上逐渐堆满了坏笑，低声说：“是不是你小子想独占花魁，夜里把余阳给阉了？”
我强忍住笑，“滚你的蛋吧，是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
其实，汪虹也非常愿意和余阳聊天。
很自然，哪个女性不喜欢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熨贴、呵护和关爱呢？尤其是向余阳请教有关英语语法的一些问题时，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这个地方真来对了！不仅有不用花钱的房子，不用花钱的三餐，而且还有不用花钱的TAXl，不用花钱的英语老师！
她当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余还有些后怕——为她当初的孟浪后怕。那天她之所以没有去陈妍家，以至让余阳输了个一塌糊涂，是因为在地铁里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当年她在布拉格与小情人相识相爱，却又在回国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上认识了大情人，同样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小情人小她三岁，大情人大她十岁。大情人在罗马尼亚做贸易，三番五次来信来电话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发展。她委实难以决断——既舍不下小情人的单纯可爱，又无法割断对大情人那种成熟男人的迷恋。最终，她还是在小情人的哭声中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半年后，当她满身疮痍一无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时，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万念俱灰，下决心把自己嫁掉，于是便去了荷比卢德法，然而毫无斩获。正在她流离失所，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里投宿的时候，却与音讯皆无的小情人在地铁里不期而遇。
能不让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诉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后，他视布拉格为伤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个美丽小城，在那里开了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吗？”小情人怯怯地问。
汪虹热泪盈眶，当即决定前往。
在小城，两人过了三天昏天黑地的爱情生活。汪虹觉得美极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并没有忘。
第四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争执。小情人生气了，借题发挥，把汪虹抛下他去布加勒斯特这段永远的把柄端了出来，痛骂之后让她立即滚蛋。
于是才有了我们在大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严峻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一段明知不会有结果的浪漫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后果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当然，这些都是汪虹在以后的日子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哪个女性会喜欢和一个不修边幅、粗声大气、经常恶言恶语的刻薄男人说话？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