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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想？”
“我不知道。”孙敬亭道：“大约会把你撵下去，换个靠谱的上来。”
张瀚闻言大笑。
这是想当然的事，没有任何人能接受张瀚所说的，比如张瀚保留自己的私产份额，一统天下十年之后和记大统领通过选举换一个，然后他退居林泉之下。
不要说属下没有人会赞同，就算选也不会有人敢选，谁要真能选上，第一选择要么是起兵杀掉张瀚，要么就得自杀，免得连累了家人。
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没有人会淡定，也没有人能轻易的信任别人。
“以天下奉一人是这样。”张瀚敛了笑容，正色道：“所以还是要分权，君权要有克制，从唐宋至今，一直是君主在集权，也是时候把君权和相权分分清楚。”
孙敬亭道：“你的政事堂会议不就是分权了？”
“当然不够了。”张瀚道：“政事会议是我主持，一切还是我说了算。现在分司越来越多，和记各军司在中枢的官吏已经有三千多人，因为我们用的是精细化的管理，也就是商行到公司再化公司为国家，我们骨子里是一群商人，所以我们对事情管的更精细，不喜欢浪费，要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我们还要杜绝贪污。我们对百姓好，也希望百姓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大家彼此依靠，天子并不牧万民，百姓不是羊群，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好他们，他们也要给我们应有的回报……这样的管理办法必定需要大政府，中枢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官吏人数得多，而且要专业化的官员来管理，象大明这样，进士出身的官员进户部和工部，他们连算术也不懂，怎么管工程和财税？弄的一团糟，只能把事情委给吏员，吏员又没有个出身，当成贱业，还不需要考核，允许他们世袭，国计民生越弄越糟是必然之事。我们这边会有越来越多专业的官员和吏员，以后都要进行专业对口，就算不对口也要进行业务学习。我们的中枢各司会越来越庞大，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统一了天下，面对大明十三行省和两千个县，我们的中枢将庞大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张瀚顿了顿，喝了口茶，又接着道：“当然也不是人越多就越好。象现在大明这样，中枢朝廷也有一万多官员和好几万吏员，但人浮于事，多半的人拿俸禄不干事，少半的人办事还不称职，这就是我说的大而无当，我们要大政府，但又要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这就是挑战。我们得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体系，各部门之间又能独立行事，依靠规则和专业化的人员来做事，又能有一个更强力的部门统合起来进行协调，免得各行其事乱了章法。政事会议就是我说的这样，时间越久，我们的部门越多越大，事务越来越复杂繁芜，我们开会决定事情虽然很稳妥，但输在效率太低，这种形式可以更升级为一层，比如叫军国重臣会议，只决定事涉国家稳定和与别国开战的大事，一般的事务性的事，哪怕是拨款几十万上百万，只要不涉及生死存亡，都不必以经过最高会议的形式决断了。”
第1495章 论相
“文澜的你意思是要重立相权吧？”孙敬亭道：“这个话题也不是说第一次了，现在怎么又提起来？”
“因为我已经有决断了。”张瀚道：“以后相权要确定起来，宰相不仅要有威望，还得有专门的知识，最少是知道挑选合格智囊的聪明人，不能是二世祖和蠢货。怎么杜绝挑出蠢货来，我能挑，我的儿子，孙子呢？进士及第，不入翰林不入内阁，看着是蠢规矩，但在大明来说是最好的规矩。为什么呢，因为考试一次比一次难，有蠢货可能撞大运考中三甲，很难入二甲，更不要说是一甲了。能考中一甲的必定是第一等的聪明人，然后在翰林养望，进六部学习部务，再会推入内阁，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这种办法杜绝了皇帝胡作非为。比如大明武宗喜欢江彬，在唐时他就能任江彬这个边将为宰相，武将任宰相在大唐是可以的。这就对施政和宰相的人选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明在废相之后有了内阁，有了内阁之后就有了完整的规矩。我不是说这套翰林入阁的规定有多好，只能说坏规矩也胜过没规矩。以后我们的宰相人选，也必须有一套选拔的规矩，比如军人不得为相，比如要通过最高等级文官试，比如要有十年以上的部务经验，每一条不合格，就如非翰林不得入阁那样绝对不能进入最高决策层。我的子孙，也就有了挑选任用的标准，如果有这样的标准，挑出来的宰相能蠢到哪去呢？”
“文澜你想的真是深远。”孙敬亭起身拜道：“我现在知道我们有多大的不同了，我最多想到三年之后，你想的都是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事情和布局。”
“我也是基于三五年后的情况做的设计啊。”张瀚哈哈一笑，说道：“孝征兄太过奖了，其实如果没有现实的基础，比如三年前我和你说这些，你肯定拂袖而去了。”
“这倒也是。”
孙敬亭洒然一笑，说道：“那么与今日之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分郡之事，和文澜说的大政府，相权和君权之事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吗？”
“当然有了。”张瀚精神一振，笑道：“关系大了去了。”
张瀚道：“中枢是大政府，因为每个部门都需要相当的专业和精细化的管理，就象是大商行里的情形一样，年底算账时几十个账房先生打算盘结算，一文钱都得算清楚。大明的朝廷就做不到这样，因为朝廷的治政是大而化之。中枢因循苟且，地方但愿无事。如果说是先秦部落时，这样其实也挺好，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大明的人丁少说过亿了，十几个行省情形各有不同，江南富裕，西北穷困，但地赋田税标准居然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大明的户部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权力来变更各地的田赋标准。标准是太祖年间定下来的，现在已经过去二百多年，居然一成不变，这为什么？官僚体系的惰性加上能力不足，就算是当年张江陵的改革，无非就是敲敲打打，修补一下漏洞，叫他推翻祖宗成例来做整体的改革，也是力不从心。中央是这样，地方有没有权力？当然没有，税赋全部是中央收去了，地方只有少量的牙行税和摊派杂捐来维持，洪武年间战乱刚停，人口只数千万，地方残破，百业凋零，所以凡事镇之以静，又考虑地方官会鱼肉乡里，所以不给他们太多的权力。地方的权力从秦汉之后到唐是一个变化，唐之后又是一个变化。以前，中枢为官和地方为官各有好处，汉的丞相是万石，中枢的九卿则是两千石，地方的太守也是两千石，太守可以直接被任命为九卿，九卿出任也只是太守。太守可以征辟属官，任免僚属和管理属县，乃至军队与征税，汉之太守，权力之大不是现在大明的知府能比的。正因为地方豪强权力太大，汉末各地太守以至能自立，到魏晋时，地方豪强士族等若诸侯，那时中国算是又有回到封建制的样子了。”
孙敬亭听张瀚说过集权与封建之分，对封建，士大夫们都明白，大明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也曾经想封建，沿九边封了一路的塞王，亲王礼绝百僚，尊贵无比，而且能掌握地方的兵权，负责边境的防御，可惜这种权力太大，哪怕兵权也不完整，而且不掌握政权和财权，仍然足以叫后来的帝王感觉到莫大的威胁。建文削藩是失败了，但往下去的大明皇帝无一不在削减地方诸王的权力，一直到把亲王囚禁起来，无事不得出王府，出城扫墓一年也只有一次，形同囚徒的地步，这才感觉到稍稍放心。
这种完全的集权，最少张瀚认为的完全的集权发生在明清之际并非没有理由。
“真是一篇大文章。”孙敬亭相当震惊的对张瀚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我只是擅长从事物的表面之下来寻找真相。”
张瀚这一次并没有说是直觉或是被托梦，毫无谦虚之意的笑了起来。
事实上他理应骄傲，尽管在中央集权和分权的理论上张瀚是受到孟森的启发，但是身处大明，对大明的弊病才看的更清楚。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政体失衡，中枢和地方的体系设计的都有严重的缺陷。
整个王朝在中期就运转不灵，只是靠老天给的强人来力挽狂澜续命，到了万历之后就是积重难返，现在就是把张居正复活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还好整个东亚在此时都在烂下去，如果不是大明内忧外患实在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实蒙古人已经没有进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