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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饭’的人。而有的人家的风俗，则是新媳妇从正月初一开始到邻居家连续要三天饭，一顿饭都不能在自己家吃。既然连要饭都可以做，那么别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应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丢面子放心大胆地去做。所以他们那里的人特别能吃苦，只要是能赚钱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愿做，什么事情都敢做。他们认为，既然自己的祖宗是要饭的，大不了打回原形真的去要饭，所以做生意的时候胆子特别大，特别敢冒险，这就等于是特别能把握机会了。而且，他们那里的人对各种打击的承受能力特别强，就算有一天做生意做赔了，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他们也绝对不会气馁，哪怕是从给人擦皮鞋做小工开始，一分钱一分钱地慢慢积累，只要有新的机会就会很快东山再起。”
鲁仲明听了李远方的话大受触动，感慨说：“做生意确实要有点死要饭的精神，只要有钱可赚，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对你们那里的人一直很佩服，真是什么生意都敢做。平常我们用的那种一次性打火机里的小弹簧，做一万个只能赚三块钱，还累得半死，要是别的地方的人，是绝对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的，但你们那里就有人愿做，现在垄断了整个国内国际市场，赚到手里的钱，我看三亿都不止。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到你们那里的一个小商品市场，认识了一个专门卖橡皮筋的人，卖的是一分钱能买好几个的那种橡皮筋，一天到晚开着大奔驰到处晃来晃去的，活得特别潇洒。当然，他是整库房整库房地往外批发的，据他说，全世界的橡皮筋差不多都是他家造的。如果他们做生意时的这种精神真的和要饭的风俗有关的话，我都打算要几天饭去，以后可以忆苦思甜，做什么都能放开手脚。”说完话后，鲁仲明“嗬嗬”地笑了几声。
王湘林对此深有同感，说：“这倒也是，如果连要饭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这些旧风俗既然能长期保持下来，肯定有其存在的价值，这和一些地方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特意炒作起来的所谓风俗是不一样的。”然后转跟头去问那个随行的便衣：“既然你们这里一直都有‘土匪’劫富济贫，那些贪官做亏心事之前，怎么都得掂量一下吧。那为什么你们省这几年连续查出了几个贪官，级别还都很高，他们平时就没想到有人会管这件事，就不怕那些‘土匪’找上门去吗？”
便衣一本正经地对王湘林说：“王记者，其实我们省的贪污腐败案件的数量，在全国都是最少的。那几个大案的报导，你要是仔细看一看，就能发现那些贪官基本上都从外省调过来的，不是本省土生土长的。要是本省出来的干部，都知道山上有‘土匪’专门找贪官的麻烦，怎么都会收敛一些的。只有那些外地调过来的，没人告诉他们那些秘密，才会胆子越来越大。不过我也听说了，前些年那个副省长被查，是有人搜集证据告到了中央，搞不好就是那些‘土匪’干的吧。”
王湘林说：“照你这么说，在你们这里‘土匪’这个词是褒义的了，我想以后你们应该改称他们为‘侠客’。要是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侠客’，贪污腐败的事情肯定会少上许多。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到处都是这样‘侠客’，法律的尊严就没法保证，这个国家也要乱套了。”便衣说：“是的，是的，按照现行的法律，连私人侦探都是非法的。要不是这些‘侠客’平时没做什么坏事，上面又有人帮着说话，可能早就被当作黑社会势力进行打击了。但这次他们把大京九堵住了，怎么都要负点法律责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听便衣这么说，李远方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把大京九给堵了，肯定是有人要负法律责任的，该罚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如果这件事确实是那些帮派在后面策划的，那些受惩罚的就是帮派里的人，他们受到了损失，鲁仲明这次去找他们说情，肯定没那么好说话。肖副厅长给他们介绍的是一个姓向的老前辈，算起来今年已经快八十岁了，肖副厅长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在十年前，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肖副厅长说那些练武的人肯定活得比一般人长命，而且作为真正的江湖人，特别讲义气，就算十年没联系了，只要有肖副厅长的亲笔信，肯定会给面子的。李远方心中并不以为然，因为武老说过，纯粹练武术的人一般都是短命的，所以那个向老人家是不是还在人世很难说，如果老人家不在了，他的后人会不会给肖副厅长面子更不好说。这些人连劫富济贫的规矩都保留着，这一次会不会按照以前的武林规矩让鲁仲明来个三刀六洞什么的都说不定。想到这，禁不住摸了摸藏在裤腿里的手枪，心里希望到时候不要用上。
半路上遇到了一直在路边等着的罗天永，鲁仲明让所有的保镖开着原来的车回南乡，只让罗天永上了李远方的大吉普一起到新修县去。
和料想中的一样，地方政府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在和政府有关部门商量处理方案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地方政府不仅全盘接受了鲁仲明所提出的方案，而且主动要求由政府去做农民的工作，让农民推迟现有香猪的出栏时间，在鲁仲明收购推迟出栏的香猪的时候，甚至可以按照比合同规定稍低一些的价格进行。另外，还向鲁仲明承诺了不少新的减免政策。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鲁仲明的损失。
地方政府的高姿态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各级官员的大力支持，香猪产业是不可能在新修县形成目前的规模的，所以香猪产业是县里这一届领导班子的重要政绩工程之一，和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挂上了钩。要是这项产业突然之间从天下掉到地下，他们谁也跑不了责任。目前农民存栏的香猪，按合同规定价值将近一亿，新修县可是个穷县，担不起这么大的损失。熊华侨跑了，如果罗天永也跑了，农民又堵了大京九，新修县的许多官员恐怕都要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在这种情况下，带着解决方案而来的鲁仲明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只要鲁仲明愿意，当然是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了。而且，鲁仲明是个更大的老板，如果和鲁仲明拉好了关系，鲁仲明高兴之余在新修县投资一个新的项目，他们不就又有新的政绩工程了。
熊华侨携款外逃的行为购成了犯罪，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将他留下来的那些资产没收后补偿给罗天永这个合伙人。看来熊华侨也不是个太坏的人，虽然卷走了公司账上的两千多万，但他在公司里按股权分配的资产，折算一下也值个一千八九百万。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罗天永和农民重新签订了收购香猪的合同，而且进行了产权转移，把香猪公司变成了全资公司。在熊华侨抓获之前就进行产权的转移，按照严格的法律条文是不可以的，但在地方政府的极力配合下，钻一钻法律文本的空子，自然会是完全合法的。到了最后，鲁仲明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甚至还有许多便宜可占。
在罗天永为事情的顺利解决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时候，鲁仲明和李远方两人还是在担着心。熊华侨和罗天永在这里得罪了地方势力，公司还要继续开下去，就算那些人不再玩堵住大京九这么大的事情，也是后患无穷。趁着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机会，李远方问了陪他们吃饭的一个副县长，对大京九事件，当地政府是怎么处理的。
到新修县后，鲁仲明的身份当然是罗天永的老板，王湘林实话实说是西部省的省报主任记者，黄耀强两人充作南乡警方派来保证鲁仲明安全的便衣也很正常，对李远方的介绍，却是鲁仲明的表弟。他们那辆车比较夸张，但因为现在好多有钱人都能通过关系搞个军牌挂在自己的车上，那些官员想想鲁仲明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在上面有些特殊的关系搞个这样的车牌是很正常的，倒没怎么放在心上。车是李远方开的，那些人以为李远方确实是鲁仲明的表弟，因为许多有钱人都经常找个自己的亲戚当几天临时司机的，带着锻炼一下，然后再安排合适的岗位，培养成接班人都说不定。所以，虽然表面上李远方只是个司机，那些官员对他还是很客气。
李远方问起，副县长就故作诚实地说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处理的。首先是那些人堵大京九的时机掌握得比较好，正好是运输比较空闲的时候，只影响了一列短途客车和几列货车的运行，没有造成太大的政治影响，既然影响不大，事情就能小则小。因为事情是熊华侨携款外逃所引起的，按照一般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