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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所谓“大人物”也是普通人，距离他们越近，越觉得名利不过是光环而已，人生幸福与否，重点不在于此。
2003年，经济频道节目改版，我开始在一个全新节目《全球资讯榜》中兼任主持人，身份是“借调”。刚一去，就有同事善意提醒我：“小芮，你用中文播新闻时，嘴皮子显得不太自然。”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英语和中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咬字吞音、声音位置都不一样，气息控制、重音处理和断句习惯也不尽相同。
很多观众知道芮成钢这个名字，就是从《全球资讯榜》（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都到达极限。每天两档直播节目，白天说中文，报道国际资讯，晚上说英文，传播中国声音，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实践，而后至今，我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自己一生都要做的事，无论身在何方。
我对新闻的理解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因如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各个媒体因为持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关注对象，才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内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濒临破产，山雨欲来，《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准备联手打造一个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初衷是做一个负责任的电视财经媒体分内的事情，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角度。意外的是，这档节目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为央视财经频道增加了40％的观众，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普及。
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观众每天在荧屏中看到的是我，背后是同事的默默支持，他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开策划会，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干脆住在台里。
我的付出远远不算最多，白天做一些专访，晚上做直播，但我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以后订机票或酒店，可以省却一些麻烦，以免被念成姓肉、姓丙或者姓内；第二，《直击华尔街风暴》102天的连续直播，对于我的专业素质，是一次强化提高。
节目每天直播135分钟以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很重的任务，不断接收和整理信息。在观众看来，似乎和录播没有太大区别，一切都早已安排好。其实就在我的正上方，导播室像厨房一样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大喊：“出来没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他们把门关上。好在，我有过多年直播经验，还算懂得如何自我调节，处变不惊。
直播之“乱”，在于随时调整内容，比如20：45节目正式开播，但5分钟或10分钟以后播出的内容都还是未知数。镜头随时可能切到欧洲或美国，与央视驻欧洲记者站、美洲记者站、日本记者站实时连线。我们还独创了“华尔街观察员制度”。每一场直播都有惊险发生，技术问题也是在所难免。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新闻媒体的工作常态。
23、幽默赢天下
跟西方社会打交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同，靠的是各种游说和演讲。奥巴马，五年前的一个“大居委会主任”（munityOrganizer，原意为社区活动家），五年后当上总统，一路上全凭一张嘴说。说服自己党内成员推举他，说服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他，说服别人希拉里不如他，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说服美国老百姓相信他。
西方人习惯的语言风格之一是幽默。高级的幽默需要睿智，也需要自信和气量。在华盛顿，政治圈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会说：“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据说这话的出处来自中国。在外交场合，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容易受伤害。
几年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外交论坛”与网民交流，一位网友问他：“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他从容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一位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
幽默的李外长，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小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设想如果是在国际场合，这样的回答能给中国加多少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2008年5月从耶鲁毕业，他应邀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儿子毕业前夕，一个社团邀请他参加裸体聚会（NakedParty）。”观众大笑，布莱尔故意停顿了一下，“在这里，我要感谢耶鲁社团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去。”
陆克文也很幽默。2008年访华期间，他在北大全程用中文演讲，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呢？不上课？功课都做完了吗？”台下那些被学校组织来捧场、肩负着“提问任务”的学生哈哈大笑。紧接着他又说：“校长刚才说我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是客气话，我的汉语越来越差。中国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谈到即将到来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他又有几分顽皮：“北京大学的历史真是比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还要长三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别告诉清华大学。”当一位同学问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更是回答得十分地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小时候，我父亲每年都订《讽刺与幽默》，我是看着它长大的。边看边笑，笑过后还有回味。于是我知道，除了拉近距离，幽默对于化解尴尬也是最好的方式。
纽约有家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国家领导人访美时经常下榻于此，1896年李鸿章访美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访，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要有关于纽约的场景，几乎都会出现这家酒店。
一次，耶鲁CEO峰会在这里召开，云集了全美国的媒体大腕儿，比如时代华纳全球CEO、《华尔街日报》主编等。论坛主持人杰佛瑞·桑尼菲德（JeffreySonnenfeld）是耶鲁商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他不经商量就把我也推上了台。好在美国人不讲究长幼尊卑的序列，我这个混入一群大人物的小记者，倒也不算突兀。
那天的话题是媒体与经济。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突然向台下一位美籍华人提问：“你知道芮成钢先生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一下，怎么把话题扯到我头上来了？
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
“成钢，你的同胞不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他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对此你怎么看？”
美国主持人都是这样，最会挑逗群众斗群众，而且任何夸张离谱的问题，观众也不觉奇怪。当时现场空气变得有些紧张。这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愤然离席，说你严重伤害了中国记者的感情，但是没必要。观点不一样很正常，何况他并无恶意，只是一种职业习惯而已。我想不妨先幽默一下。
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Jeff，我这次到纽约，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美元贬值，我来抄底买点儿便宜货，顺便帮你们拉动内需，没想到来帮忙也会中枪。”
话音刚落，一片笑声。我再有理有据地展开我的阐述。
“你是否认为我是新闻工作者并不重要。我觉得我是，我的同事和喜欢我的观众觉得我是，这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解释，但我可以谈谈我对新闻的理解。”
我决定要振聋发聩一下，开始依照我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讲我对新闻的理解。我引经据典，从唐诗宋词讲到欧美文学史，从“真相”讲到“事实加角度”……我看到不少观众频频点头，说明传播效果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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