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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才怪，你晓得。竟然说我是杀人凶手——”
“告诉你一个秘诀，假如你不想被说成杀人凶手，很简单，不要杀人。”
“一一你知我知，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大了，别着警徽回来，一副警察调调，还有一群警察兄弟。你想骗其他人或骗自己都随便，但你骗不了我。你和我没什么不同，我们俩一模一样。
“错了，不一样，差别在这里：我从来没有杀死任何人。这很难懂吗？”
“因为你为人善良是吧，大圣人？简直放狗屁，真是让我恶心。根本无关道德，无关神圣，你没杀人只有一个理由，因为脑袋被老二牵着走。你要不是女人的奴隶，早就变成杀人凶手了。”
公寓里一阵沉寂，只剩阴影在角落起伏骚动，电视机在楼下无心呓语。谢伊嘴角浮现丑陋的微笑，有如痉挛。我这辈子头一回无言以对。
那年我十八岁，他十九岁。一个周五夜晚，我在黑鸟浪费失业救济金。我其实不想去那里，比较想和萝西去跳舞，但麦特·戴利那时已经对他女儿下了禁令，不准她靠近吉米·麦奇的儿子。
我暗中和萝西交往，但一周周过去，我越来越不想隐忍，有如困兽般不停地用脑袋撞墙，想要做点什么，任何事情都好，我想要改变。夜里要是受不了，就尽可能把自己灌醉，然后找比我壮的男人打架。
一切照旧，我到吧台去买第六或第七杯酒，伸手想拉一张高脚凳过来靠着，好等酒保出现——他正在吧台另一头和客人争论赛马——这时忽然冒出一只手，将高脚椅从我手边抢走。
“走了，”谢伊坐上高脚椅摇晃一只脚说， “回家去。”
“滚开，我昨晚回去了。”
“那又怎样？再回去一次，我上周末两天都回去。”
“轮到你了。”
“他就要回家了，快走。”
“动手啊！”
“这么做只会害我们两个都被赶出去。”谢伊多瞄我一眼，看我是不是认真的，接着嫌恶地瞪着我，滑下高脚椅，仰头又灌了一口酒，恶狠狠地自言自语， “我们两个要是谁够能耐，早就摆脱这种鸟事了……”
我说： “我们会解决他的。’
谢伊正要竖起衣领，忽然停下动作盯着我。 “比如赶走他？”
“不是，老妈会马上找他回来，扯一些婚姻神圣之类的狗屁。”
“那是什么？”
“我说了，解决他。”
谢伊沉默片刻，说： “你是认真的。”
我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直到看见他的表隋才意会过来。 “对，没错。”
酒吧里闹哄哄的，从地板到天花板充斥着噪音、温热气味与男人的号笑声。我们两个却像结冰似的动也不动，我彻底清醒过来。
“你想过动手。”
“别跟我说你没想过。”
谢伊将高脚椅拉回来，重新坐了上去，眼睛一直盯着我。
“怎么做？”
我没有眨眼，只要稍微迟疑，他就会当成小孩胡说八道，掉头就走，顺便带走我们的机会。 “他经常气呼呼回家，每星期有多少晚上？楼梯快要塌了，地毯也破了……他早晚会被绊倒，连摔四级楼梯，撞到脑袋。”光听自己大声说出口，我心脏就几乎跳到喉咙。
谢伊喝了一大口酒，认真思考，接着用指关节揩揩嘴巴。 “摔倒可能不够，搞不定。”
“也许行，也许不行，但至少能解释他脑袋为什么破一个洞。”
谢伊看着我，眼里除了怀疑，还带着从小到大头一回出现的敬意。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这得两个人做。”
“你的意思是，你一个人没办法搞定。”
“他可能还手，可能需要移动他，可能有人醒来，可能需要不在场证明……一个人动手很可能出什么差错，两个人的话……”
他用脚踝勾了一张高脚椅过来。 “坐吧，晚个十分钟回家没区别。”
我拿到酒，我们两人手肘靠着手肘坐在吧台喝酒，大眼瞪小眼。半晌之后，谢伊说， “我试了好几年，想找出办法离开。”
“我知道，我也是。”
“有时候，”他说， “我有时候觉得要是想不到办法，我可能会疯掉。”
从小到大，这是我们最接近兄弟交心的谈话，感觉真是好极了，让我吓一跳。我说： “我已经快疯了，不走可能疯掉，我感觉得出来。”
他点点头，一点也不意外。 “是啊，卡梅尔也是。”
“有时他发作之后，洁琪会变得不大对劲，恍忧惚惚。”
“凯文还好。”
“那是现在，就我们所知。”
谢伊说： “这么做不但对我们好，对他们也是最好的事。
我说： “除非我搞错了，否则这不只是最好的事，也是我们唯一能够为他们做的事，唯一的。”
我和他的目光终于交会。酒吧更吵了，有个家伙兴奋地讲到笑点，角落传来粗鲁淫秽的哄堂大笑声，但我们眼睛眨也不眨。谢伊说： “我想过这么做，想了两三次。”
“我已经想了好几年。想很容易，做起来……”
“是啊，完全不一样的，会很……”谢伊摇摇头，眼睛四周浮现白圈，只要呼吸鼻孔就会张大。
我说： “我们行吗？”
“我不晓得，我不知道。”
又是漫长的沉默，两人各自回忆最喜欢的父子时光。 “行吧，〃我们同时脱口而出， “应该可以。”
谢伊向我伸出一只手，脸上是红一块白一块。 “好吧，”他呼吸急促地说， “好吧，我干了，你昵？”
“我也干了，”我说着和他击掌握手， “我们上吧。”
我和他都拼命用力，仿佛想要弄伤对方似的。我感觉那一刻在膨胀，向外扩张，伸向四面八方，令人晕眩、愉悦而微微不适，有如注射药物，你知道它会让你终生残废，但那感觉实在太美好，你只想让它更深入血管之中。
那年夏天是我和谢伊主动靠近彼此的唯一时光，每隔几天，我们晚上就到黑鸟找一个舒服隐密的角落聊天，反复讨论计划，从各个角度检视、精练，去掉行不通的部分，重新来过。我们依然痛恨对方，但那不再重要。
谢伊每天晚上都去找卡波巷的努雅拉·曼根闲聊，献献殷勤。努雅拉烦人又智障，而她老妈眼神之呆滞，简直是邻里第一。几星期后，谢伊趁努雅拉邀他回家喝茶，从她家浴室柜偷了一大把安眠药。我到伊莱克购物中心的图书馆啃了几小时医学书，想找出需要多少安眠药才能让一个九十公斤的女人和七岁小孩睡得听不见骚动，但必要时又叫得醒。谢伊大老远跑到贝里费莫买漂白水，作为清理现场之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警察也不会多问。
我突然变得乐于助人，每天晚上都帮老妈做甜点。老爸骂我是玻璃，讲得非常难听，但我们每天都朝目标迈进一步，这些话也就变得更容易忍受。谢伊从工作场所偷了一把铁锹，和香烟一起藏在地板下。我们很擅长这些，我和他，天生就有本事，我们合作无间。
各位说我变态也好，但我真的爱死了做计划的那个月。我偶尔睡不好，不过几乎时时处于亢奋状态，感觉就像建筑师或电影导演，有长远的眼光与计划。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策划如此庞大复杂的计谋，要是做对了，将会非常、非常值得。
忽然间，有人给了老爸两周工作，表示他最后一天一定深夜两点才会回家，血液酒精浓度高得根本不用警察测量，也表示我们不再有理由继续等待。倒计时开始，我们还有两周。
我们不断背诵不在场证明，最后连睡觉都能脱说出。个家人一起吃饭，饭后吃雪利蛋糕，我爱做家务的成果。雪利酒不仅比水容易溶解安眠药，还能盖过药味，一人一份蛋糕则表示可以按不同剂量下药。到葛洛夫的迪斯科舞厅，在城北，找新的可爱女人搭讪，半夜被赶出来，理由是老套的太吵太闹，带外面的啤酒入场。走路回家，途中在运河边把剩下的啤酒喝完。三点左右到家，安眠药的药效应该开始消退，只见亲爱的父亲躺在楼梯底端的血泊中，我们大吃一惊。接着是人工呼吸，可惜太迟，疯狂敲打哈里森姐妹家的房门，猛打电话叫救护车。这些事除了中途停留，几乎都是真的。
也许我们会被逮到，不管有没有天赋。我们毕竟是业余杀手，遗漏了太多东西，也有太多地方可能出错。就算在当时，我也约略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不在乎，我们有机会。
我们准备好了。我心里已经准备好未来每一天记得自己是弑父凶手，但那一天，我和萝西·戴利去盖立根，她对我提到英格兰。
我没有跟谢伊说我为什么抽手。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