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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刘文彩的水牢、收租院，和周扒皮的半夜学鸡叫是完全安在真人头上的。
6、周扒皮是新时期的致富带头人吗
何不干：你对你太姥爷的看法？你对你太姥爷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孟令骞：两千年前孟子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个恒心是就安身立命的责任感，对家族对社会都是这样。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最希望稳定的恐怕不是穷人，而是富人。周扒皮只是辽南乡村的一个小富户。离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里的传统乡绅对中国的作用还有很大差距，但他这个小人物身上的优缺点都特别集中“勤俭到极致、吝啬到极致、诚信到极致”，还有一条就是“一根筋到极致”。在当时的暴风骤雨中，存在各种偏差在所难免。在土改那阵，他直到被打死也不肯说出地契的藏处。因为他就是不明白他的心血辛苦攒的的地，为什么要白白地交出去。但今天提起这些我很尊重我的太姥爷。
何不干：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的价值观似乎已经完全回到并超过了你太姥爷的时代了，现在也在鼓励土地流转，勤劳致富，带头致富，似乎你太姥爷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是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了，说不好现在就进人大和政协代表我们去了，嘿嘿。
孟令骞：最开始打算写那些事情，是因为我少年事情就生活在家族的历史阴影中，感到屈辱甚至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的具体罪恶是什么？现在有人看了我的书，说作者的记述不是孤证。当初我的唯一出发点只是想让自己知道、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正是这样我才能心无旁骛的一心求证搜集所有资料、细节、背景。如果是第三者，他不会有我的那种迫切心情的。现在来看，我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做法。
但这项工作的复原的难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有人说历史有时候越远越清晰。宏观到微观。首先是所有的时代大环境。然后才是具体人物、具体事件。
7、他还原了什么
何不干：那你都还原了什么？
孟令骞：大环境大背景主要有民国、伪满洲、共初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辽南地区的乡村生活和大小事件。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周扒皮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呢。
具体来讲我还原了如下事实。
1、周扒皮的真实热点：勤俭、吝啬、讲规则、诚信、对伙计宽厚。
2、高玉宝没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
3、“半夜鸡叫”不存在。
4、《高玉宝》这部书的真实作者是郭永江，笔名荒草。
8、他想反思什么
何不干：你认为人们能藉此反思什么？
孟令骞：反思之处有：
1、土改真的不能提吗？一提土改就大惊小怪，惯用阶级斗争思维看土改。政策和路线是生命。但现实经常是，使用暴力总是比说服简单，发号施令总是比按照法律办事来得痛快。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由习惯法和道德组成的。一个任意践踏底线的社会，即便是单纯地从物质经济发展角度，也很难走得很远。土改后一些农民一改踏实肯干的作风，放开肚皮大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了富农。这样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当时却是真实的。“劫富济贫”、“杀富济贫”应该是绿林好汉们干的，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还是要依靠一个公平或相对公平的机制，而不是出身搞定一切（或者关系搞定一切、金钱搞定一切，有什么区别？）。
2、洞悉人性的黑暗。革命、改革许多时都是好的－－因为不符合了更多人民的利益，所以寻求改变。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符合了多数人的愿望，那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去拥护呢？坏的是阴暗的人性。夹带在革命的潮流里，利用执行者的便利，满足自我的私欲，用政策愚弄着人民、想平日之不敢想，做平日之不敢做，于是种种变态的事情打着光明正大的旗号发生了。政策本身是一条直线，但是执行时层层加诸上去的阴暗的人性的私欲慢慢的把它扭曲变形了。所以我觉得，许多时，我们不要光表面的省视一个时期、一种政策、一个政党，也许我们该把目光转向自己，看看人性根底的弱点
3、树典型，是半个世纪以来是我们一直流行不衰的“国粹”。无论是在讲阶级对抗斗争的昨天，还是在讲阶层秩序和谐的今天，作为民族精神滋养剂而诞生的典型们，挂着时代的标签，真真假假大行其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行走的惯性和景观，影响着我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温暖、深刻、脆弱。“半夜鸡叫”和“周扒皮”都是特殊的时代标本，它身上有太多的隐喻和折射，它的跨世纪生命力堪称传奇。在消费真相成为个体生命尊严象征的今天，它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的咀嚼空间
9、寄语高玉宝做人要但当
何不干：在你的书里，好像很少谈到你个人对高玉宝的真正印象和评价，你对高玉宝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孟令骞：从年龄上讲，我很尊重他。历史有很多偶然。当年高玉宝和周扒皮都在复县很近的两个屯子居住，现在我和高的居住地也很近。我对高的心情很复杂。希望你能理解。
何不干：有什么复杂的？因为是邻居以后不好处理关系还是因为别的？
孟令骞：当然不是，主要是因为高玉宝在整个事件和时间中所担当的角色。
何不干：你认为他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孟令骞：50年代初期，他只是被选中做扫盲运动的积极典型。他的一切（被宣传标兵、文盲写作、被安排作报告）等等都是被操纵的，是身不由己的，他也曾不安和犹豫过，但他慢慢还是适应了，甚至受益其中。乃至于活得巨大荣誉、名声、地位包括待遇等等。这是他的局限性。我和高玉宝近距离接触过，我也曾试图和这位老人交朋友。我其实对他的印象是他过于“舞台化”。我想他内心一定有个最真实的自己，我希望有机会和他交流。我努力过，但没成功，或者说是我没能坚持下去吧。
何不干：他现在在做报告的时候还在说〃半夜鸡叫〃是真的，而且说周扒皮的确是一个恶霸地主，你有什么感想？
孟令骞：我依然认为这是他的局限性。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就是没有文化可以让一个人昏昧无知默默无闻，也可以让一个人登台演讲、到处走穴。事实是怎样，他应该是清楚的。但这么多年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思考和良知对一个“高位”的人是很难有时间考虑的。当然我们的社会还继续给了一些人这一点土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高玉宝到一个地方讲座，那里的青少年学生已经并不能真正理解高爷爷在讲什么。但主办方却特别有面子，因为请到了一个有50年典型历史的大名人，这是面子，这是一个工作成绩，当地媒体也可以闻风而动。之于来讲者到底讲什么并不重要，学生是否愿意听也不重要。而媒体记者们有时候的目的有可能我又完成了一条好发的采访稿。新闻价值到底有多大也并重要。而采写稿件的基本素材只要到现成的资料文字里抄几段就可以形成一篇大稿。而媒体的渲染，又可以进一步促动下一站讲座地点的迫切邀请。甚至还专门有一批人吃这种饭。有专门写刘文学的人，有专门写雷锋的人，也专门有写高玉宝的人。这些人的人物就是制造典型、维护典型、吃典型。跟着太阳在一起就有光辉。这几年网络曾有人陆续开始质疑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和期待还原周扒皮真实面貌，一位跟踪采访高玉宝二十年并多次出现在高玉宝报告会团队的的某中央媒体记者（恕我不点名了，但我严重怀疑他的新闻职业操守），专门写了一篇高玉宝再说周扒皮的文章，发在他工作单位的网页上，文中借高玉宝之口，将周扒皮确认成一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看了那篇文字，使人认为周扒皮即使死十个来回也不够偿清其罪恶。这样做是对历史不负责，更是对高玉宝不负责。如果这也是高玉宝的意图，我只能深表遗憾。这篇其实漏洞百出的文字如果公开出版，我想我会支持周家后代官司相见。这种循环这种现象，我始终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何不干：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