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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过了十天，你想回家去住，还是仍住在店里，一切随你，这总可以了吧。”唐介休见杨凌真动了怒气，担心他年轻，一气之下会真的撒手就走，忙做出了让步，将杨凌住在汤饼馆的时间缩短到了十天。
“十天？司马府十天就能捉拿到叛匪了？还有，唐先生方才答应我的条件还做不做数？”杨凌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豁出去了，紧盯着唐介休诘问道。
“这和捉不捉得到叛匪没什么干系吧？哦，我是说，咱们只管挣咱们的钱，和官府捉拿叛匪并无直接牵连。刚才我答应你什么了？”唐介休在杨凌的连连逼问下，似乎头脑变得凌乱了起来，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
唐介休既然已经做出了让步，将自己住在店里的时间缩短到了十天，杨凌也不宜做得太过份，一点儿也不给他面子了，当下与唐介休说定，从今晚起，他就搬到店里来住，一人兼顾汤饼馆日常生意和司马府宵夜两份工作，十日后，他欠唐介休的债务一笔勾销。当然，那份两年后由唐介休回购股份的契约依然有效，杨凌保证不会接受别人的邀请，离开“升和汤饼馆”的。
在与唐介休进行过一轮唇枪舌剑般的正面交锋下来，杨凌回到后厨，静下心来仔细琢磨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认为唐介休要将自己软禁在汤饼馆里具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唐介休担心自己听到了昨日他与张伯和的交谈内容，为防止他对外泄露“升字号商行”从张家退伙的消息，坏了他从张伯和手中掠取三百万贯巨资的大事，所以要把自己软禁在汤饼馆至少十天，待十天后他从张家拿到那笔巨资后方肯放自己回家。
如果这种可能当真，那么阴行功上次来汤饼馆找自己帮忙，无疑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使得唐介休更加提防起自己来了。
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杨凌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唐介休已同夏侯福通了气，告知了夏侯福自己原是朝廷安插在平陵驿的卧底，并怀疑自己是高昌的同党，遵照夏侯福的指令将自己软禁在了汤饼馆，而且不排除把自己当做是钓铒，引诱高昌等人上钩的可能性。
真要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事情可就糟了。杨凌接着想道。
夏侯福既然胆敢直接对“鹰窠”下手，不仅从长安一返回建康，就派人摧毁了江宁县牢，而且将高昌等人诬指为叛匪，公然捉拿，那么莫说唐介休答应自己的十天，就是一百天，一年，两年，夏侯福也绝不会放过自己的。换而言之，从昨晚自己跟随唐喜返回汤饼馆的那一刻起，他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夏侯福的手里，若没有强大的外援相助，是很难逃脱夏侯福的控制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杨凌还是乐观地认为，唐介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将自己软禁起来的可能性偏大。至少，从昨晚到目前，他在汤饼馆里还没有发现有司马府派来的差人在暗中监控自己。
尽管如此，杨凌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不仅与上线高昌失去了联系，而且还失去了行动自由，恐怕不能将唐介休从张家退伙这一反常的举动禀报给高昌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通过行动尚能保持自由的三郎代他传递出消息，但一来出于三郎安危的关切，二来自杨凌内心深处，尚没有下定要为“鹰窠”卖命，献身的决心，所以，在杨凌此时的头脑当中，仍将自身及包括三郎在内的家人安危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下意识地把完成高昌交给他的任务放到了相对次要的位置。
基于这样的考虑，杨凌打定主意，在自己的行动恢复自由之前，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在汤饼馆做工，不再尝试着与外界取得联系、传递出高昌想要的消息。
至于自己答应过阴行功的事，杨凌是这么想的：阴行功要自己帮忙留意唐介休和张伯和的来往情况，无非说明他所代表的晋王府也对张家的亿万家产虎视眈眈，有吞并之意，由此便可推想到，阴行功必定已派出人严密监视着张家的帐目出入状况了。即便自己没有及时告知他唐介休要从张家退伙的消息，只要张家为了筹齐唐介休索要的三百万贯，开始大笔地调动资金，那么阴行功就不难打探出这笔巨额资金的最终流向，也就可以根据这笔巨资最终流向了唐介休的“升字号商行”来进一步推断出东宫已开始从张家撤资这一事实了。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向阴行功传递消息了。
十天的时间一晃即过。说来也巧得很，唐介休与张伯和约定的交付三百万贯退伙金的日子正赶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江南民间盛传的佛子诞辰日。
偌大的一座建康城里，凡是家有孕妇，甚至是家中蓄养的猫狗有怀了身孕的人家，无不在这一天早早地全家聚集到一处，焚香祷告，满怀虔诚地企盼着能将佛子迎接到自家诞生，以期给全家老小添福增寿，永保平安吉祥。
与此同时，张家的大管家张安亲自押解着装满了三百万贯巨资的二十多辆马车过江来到了建康。
第172章 交接地点（）
在本章开头，有必要向读者诸君简单介绍一下隋时的货币：
在隋唐时期，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在市面上广泛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印模铸造的铜钱，另一种则是绢帛、布匹。而在隋朝，直到唐朝中前期，人们使用绢帛、布匹进行交易的情形还要多于使用铜钱。
可能有读者会问道：中国古代不是已经有了银票、汇票等支付工具吗？
列位，您所说的银票、汇票在隋唐时期确实已经出现了，但不叫银票、汇票，有一个生动形象的名称叫做“飞钱”。据史书记载，“飞钱”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也就是藩镇割据形成时期，所以说隋朝商行与商行之间如果进行大笔金钱交接，仍需采取实物交接的方式。
具体到唐介休与张伯和之间的这次交易上，张家的大管家张安经过多方筹措，终于在短短十天时间内筹措到了约一百多万贯“开皇五株”和三十多万匹绢帛布（按当时一匹绢帛约合五贯铜钱，一匹布约合两贯铜钱计算，约合近二百万贯），装满了二十多辆马车，每辆马车除了驾车的车把式外，还跟有两到三名不等的家丁负责护送、装卸，一行百十来人车浩浩荡荡从广陵动身，过江来到了建康城。
关于双方交接这笔巨资的地点，唐介休是有着他自己的考虑的：按他的本意，原是要将交接地点安排在他在建康的宅邸的，因为这样更易于保密，可是他又担心如果在自己的宅邸接受这笔巨资人，日后若是夏侯福等人知道了这件事，会怀疑自己贪墨这笔应当一文不少上交东宫私库的巨资，真到了那么一天，自己可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出于稳妥考虑，唐介休最终还是决定把双方交接三百万贯巨款的地点定在他的“升和汤饼馆”，在接到张安率领人车从广陵动身前来交付资金的消息后，唐介休为防意外，还特地请求夏侯福派了几十名亲信校尉来，将整条朱雀大街严密封锁了起来。
夏侯福自然知道这笔巨资对太子杨勇的重要性，为了确保这笔巨资万无一失，他主动向唐介休提出，一俟这笔巨资抵达了“升和汤饼馆”外，无须卸车运进汤饼馆，只须由唐介休的手下清点核实数目后，立即交由他派出的一队军士径直押送回长安，上交东宫。
但是，唐介休却委婉地回绝了夏侯福的这一要求。他向夏侯福公开说出的理由是：事先他已向担任东宫长僚的胞兄唐令则，并通过唐令则获得了太子杨勇的首肯，待张家向他交付退伙金后，其中一部分要用来偿付他切断张家货源，高价收购蚕丝的许诺给吴州、湖州等地农户的定金，剩下的待清点完毕后才能运往长安，上交东宫。
实际上，唐介休之所以拒绝夏侯福的要求，也是有私心的：如果按夏侯福所说的去做，在“升和汤饼馆”双方进行清点交接罢，立即将三百万巨款交到夏侯福手中运往长安，那么岂不是显现不出来他唐家二公子在这件事上为东宫立下的功劳了吗？
唐介休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要通过为太子赚得这三百万贯巨资这件事，在太子杨勇头脑中印下自己的名字，以便为自己将来能够弃商从政埋下伏笔。
打心底里说，唐介休虽然认为胞兄唐令则命他南下建康担负起为太子筹措隐秘资金的重任有他的道理，也不敢违背胞兄的意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