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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傅先生你要跟我们走一半路，那就要走两百多天呢，我觉得够我把这本书学完了。”战士拿回背包背上，又接过课本，“前一次战斗中，我们连的文化教员被一颗炮弹炸伤了，上级说要给我们补充一个教员，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补充上来。所以我想，您既然要跟我们一起走那么远的路，可不可以教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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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征开始21
（标题的事情……嘛，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等我写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无关紧要了）
做出跟这个战士类似打算的人不止一个两个。之前因为不确定这次“战略转移”（长征这个专有名词目前只在少数高层中流传）的目的地，大家还以为跟以前的战略机动一样：花上几天，最多十来天，跑上几百上千里，等到充分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再设一个口袋，把某一部疲惫不堪的敌人装进来，一口吃掉。
这样的战斗多来几次，就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之后，在敌人发动下一次围剿之前，部队就能回根据地驻扎下来，获得宝贵的修整机会，同时也是学习机会。
现在听说这一次战略转移行程高达数万里，要走上一年多近两年，那也就意味着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部队无法驻扎下来——再想要像以前那样，等到有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再展开文化学习，是不可能了。
那么，文化学习要暂时中断一段时间——好吧，是一两年——吗？
当然不，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别的不说，现在部队中大大加强的炮兵，哪个不是高小毕业？
“一年多的时间呢，我每天学五个字，等到了抗日前线，我就能认识2000字，听我们的文化教员说，这就基本够当炮兵了。到时候，我就可以真正的鸟枪换炮了，扛着一人扛大炮上前线，那玩意儿多带劲儿啊。”战士眼中满是热切。
于是，魏承恭就暂时充当了这个连队的文化教员。
看着周围这些求知欲旺盛的战士，魏承恭细心讲解的同时，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阵脸红：当初他读书的时候倒也算刻苦，起五更睡半夜什么的也是常事。但那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将来毕业后能有个好工作。而这些战士们，在如此艰难，朝不保夕的环境下，依然如此热衷学习，而他们学习的目的，却是为了能更好地操作威力更大的武器，能够更好地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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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书走路，队列就难免走得不齐了，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向后“传染”（走在魏承恭的前方的战士们还好，不回头，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但是走在魏承恭身后的战士们，看见前面的战友们都拿出课本，开始读书学习，虽然还有些不明白是个什么情况（魏承恭的行程有几万里的话，最多往后传五六排，再远就听不到了），不过也都有样学样起来）。很快，总理从后方赶了上来。
“周副主席。”看到总理过来，正伸出手指凌空一笔一划地复习刚学会的“日本法西斯的特点”几个字的战士急忙招呼——行军中，不用敬礼。
“没事，继续学习吧，我来找你的老师的。”总理先向这个战士答复，然后才转向魏承恭：“我一猜就是你这里出的幺蛾子。怎么？觉得行军没意思，又捡起你的老本行了？”
“不是……”魏承恭急忙要辩白，不过想一想这些战士之所以会想要在行军路途中学习，也是因为自己说的，长征行程将达到几万里之遥，于是辩白的想法也就没有了，低垂下头：“是，总理，是我莽撞了。”
“咦，怎么一上来就做检讨啊？”总理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知道魏承恭已经透露了“军事机密”，听他承认错误，来了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魏承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末了，又道：“我不该乱说的。”
长征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贸然说出来，很容易会造成军心动摇。所以虽然相比与原来的历史，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原来的历史上，长征的目的是一直在变化的，一开始的设想无非就是突围，去与贺帅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等到发现这个设想行不通之后，又想要到贵州一带开辟黔西革命根据地；等到发现贵州地瘠民贫，面临川军，桂军，中央军几面围攻，根本无法支持战争之后，又想要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全川，建立四川革命根据地；等到被郭勋祺打了一闷棍，意识到四川不那么好进之后，又提出沿川、康边界逶迤北上，和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策略；然而这个策略又因为张国焘的关系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如果不是在这里通过报纸得知陕北还有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还不知道要走多久。而以当时中央红军的状态，真的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向什么方向开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和他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却也没有对部队公布，只是含糊地说成是“北上抗日”。
“你确实莽撞了，这些事情确实不该随意给战士们提起的……”总理沉吟了一会儿，又展颜笑了起来：“不过，看起来我们的战士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并没有出现情绪波动，所以，也就无需在意了。”
回过头，看着周围几个战士——他们应该听到了魏承恭和那个战士的对话：“同志们，这个该怪我们，一开始没有给同志们讲清楚。就像这位傅先生说的，我们中国的地方大得很，而我们这一次北上抗日，要绕行大半个中国，所以我们要走的路，长得很。”
顿了顿，总理又道：“可是，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大家知道，我们红军，是依靠着工人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没有发动起来的民众，就没有我们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
“可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比常凯申要强得多。面对这么强的敌人，仅仅发动江西福建地区的民众是不够的。想要跟日本人对抗，并最后战而胜之，我们就必须动员起更多的，乃至是全国的人民群众。我们绕行这大半个中国，就是为了更多地发动民众，把我们红军的主张，向全国的老百姓宣传、说明，让更多的人都起来抗日，只有这样发动起全国的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他说到高昂处，挥舞起了拳头，“所以我们这支军队，在这一次的转移中，不单要行军、要打仗，而且还要做好宣传工作——这同样是战斗的任务，是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再只是一支军队，我们还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们要让抗日的呼声，唱响整个中国！”
五 长征开始12（）
部队经受住了“考验”。当天晚上，总理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报告，同时提议，把这种自发的学习行为组织规范起来。一天后，中央做出了决议：要“利用长征的机会，大力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争取人人都成为宣传员。力争在到达陕北之际，建立起一支全中国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部队。”
（常凯申的中央教导师兵员至少都是高小毕业，目前正在组建中）
组织学习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甚至，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首先，这不是学生们在春游，这是一支军队在长途行军，侦查警戒等任务都不能放松。要合理安排各部的任务，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次，师资力量也不足，而且是严重不足。红军虽然设有文化教员，但是过去都是在部队驻扎下来的时候才展开教学工作，这种时候一个人负责一个连队的教学——这已经很吃力了，部队不同于在校学生，随时都能找老师请教；战士们在学习中如果有了疑问，只能在休息时间去找教员，这就导致教员给战士们解答问题的时间异常集中。而眼下是在行军中，别说一次给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讲课，就是一个排一个班，也是做不到的，顶多像魏承恭那样，给自己身边的两三个人讲解。
还有一个行军队列以及路途的问题。以这时候中国南方的交通条件，行军纵队一般只能排成两列，一旦进入山道，就只能排成单列（而且爬山的时候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