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看常凯申似乎不愿意下车,在门口等着的一干工作人员逐渐不耐烦起来,董老只怕大家会搞出什么失礼的事情,于是和刘跃君老将军迎了上去。
“痿鼋长,您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灰’,让我们这些人都受宠若惊啊。”董老表示欢迎。
“好说。”常凯申本来不想回答的,不过让人家等着是很失礼的事情,于是板着脸说了两个字。
很礼貌,不过在这种条件下,礼貌也成了较量。失礼只会让对手看了笑话。
于是常凯申终于走下了车。对于董老他并不在意,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董老旁边这位穿着漂亮中将军礼服的、正在朝自己敬礼的老人身上了(常凯申的军衔是元帅,军衔对等原则,不多说了吧。)。显然,这就是那个未来的什么人民共和国在这边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刘跃军老将军也在打量着常凯申,心中五味杂陈。
常凯申打量了老将军一秒钟,举手回礼,于是礼毕。
“我就是常凯申,在你们那边,想必没有什么好名声吧?”
旁边的戴笠,陈诚,何应钦等人都皱眉:痿鼋长这是一上来就摆明车马啊。
白崇禧愣了一下,不为人所察觉的点了一下头:老家伙这么光棍儿,倒是有了几分大国领袖的洒脱。
“确实,您的名气不太好;不过倒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刘老将军应对得无懈可击,“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那边去看看。”
“等驱逐日寇之后,我一定抽空过去看一看。”常凯申今天的表现不断刷新着白崇禧对这个老对手,老冤家的认知,“功也罢,过也罢,我常凯申,总算是让后人记住了我!”
董老手一摆:“痿鼋长,请!”常凯申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军服,大步向办事处走去。宋,董,刘,何,白,陈,戴等人随后跟上。
将要进门的时候,常凯申又停下了脚步,转头看看这两个卫兵,索性走了过来。
“小伙子,你多大了?”
小战士似乎很不愿搭理常凯申——这个很正常。作为那个时代、以收回台湾为己任的战士,对于造成台湾分离状况的始作俑者,当然是没有好感。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边还是敌人。
这里说明一下:如果现在中央发兵台湾,那么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国共内战的继续,换言之人民解放军和国民革命军其实还处于敌对状态。在敌对状态下,军衔对等原则可以无视,理论上这个战士、还有刘老将军都可以无视国民革命军元帅——那是敌方军队的人。
两支敌对的军队碰面,而两边又都没有投降的意思的话,那就是遭遇战。遭遇战的时候,一个士兵击毙对方的元帅绝对不是失礼,而是巨大的军功。
不过这是把两个时空的国民革命军看做一支军队才会有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既然未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自己视为有别于八路军的另一支军队(原因在于这个时空的马列党名义上还是炮党和共产国际的下属,如果2020那边把自己视为这个时空马列党的下属,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尴尬的事实:炮党或者马列国际,是自己上司的上司,为了避免这些麻烦,202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在这边),当然也就不能把那时候的国民革命军等同于这边的国民革命军。
于是这个战士大声回答:“报告,我今年21岁——不过如果按照公元纪年算,则我现在是…61岁。”
二 试探接触3()
“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
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跃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