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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了，”顾政委思索着道——不比陈政委专注于军队和打仗，他这个政委这半年来指挥的战斗规模小得多，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到了这边以后，“可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他们没有贪污的条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贪官……”说到这里，无奈地摇头。
“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顾政委也不光只是提出问题，也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有钱了，有闲了，就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如果能像部队一样管理……”
“不可能的。”陈政委摇头：“军队确实没空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军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团体——我们的军队要思考的是如何生存，如何斗争；而这边的军队则有着明确的训练大纲，按部就班忙着训练——而地方治政，一是紧迫性不像我们那边那样，军队干不好就是死；二是各地有不同情况，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施政标准，让一个当官的在任期内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说到这里，陈政委也摇头，“总之，地方干部的想法不可能像军队干部那么单一，很难控制他们不去想东想西……倒是可以考虑让军队干部转职到地方任职。”
“不行。”陈政委的话没有说完，董老就断然否决，“从这边的经验来看，让军队干部转而从事地方工作，除了能保证忠诚，以及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命令这两点之外，没有其他好处。他们会把军队作风带到地方上，而因为没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地方上的客观具体情况，结果就是要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么被手下的衙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么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么？”陈政委喃喃道。
“确实是没有办法，毕竟人心隔肚皮。没贪的时候，你无法知道他是个贪官；等到你知道他是贪官的时候，他已经贪了。”董老叹息道，“所以这只能是个马后炮的问题——所以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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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个想法，”陈政委忽然道，“我们不妨仿造军队的做法。”
“刚才不是说了，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么？还是你自己说的。”董老不无疑惑。
“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但是打仗的办法可以用。那些贪官，他们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对于敌人，就应该坚决打击，”陈政委解释道，“我们守卫根据地的打法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办法好像也适用于贪官。”
“你是说……”董老有些发愣。
“组织一支专门的队伍，任务就是设法向新上任的官员们行贿、试探——这是诱敌深入。如果那些贪官吃下了‘诱饵’，我们就毫不客气地‘聚而歼之’。”
“这……有些损了吧。”顾政委皱眉道，“好吧，我承认这个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不过一旦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让大家都拒绝‘第一次’……”
“不要定期。试探放在新官员上任后半年后——这时候这些官员应该已经踩熟了地皮，敢于做一些出格的事了——但是不要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就算贪官们知道有这么一支队伍，也吃不准那一拨来行贿的人是钓饵。”陈政委脑洞一开，兴奋非常，“而且，形成公开的秘密反而有好处——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钓钩存在，你还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顾政委和董老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另一边，陈政委还在完善自己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受考验官员来说，也是好事：如果没有经受住考验，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剔除出干部队伍。如果经受住了考验，你就说明这个同志基本可靠，可以较为放心地使用；还有，这样的考验还可以让某些意志坚定，但是涉世不深的同志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行贿手段……”
“……这一支‘钓饵部队’的建设必须要上心，必须得能以假乱真才行；对同一个官员也不能仅仅考验一次，毕竟人是会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想法也会有所变化——每个官员在任职期间，经受三次左右的考验，前后相隔20年左右。这样当三次考验过后，官员已经四十岁以上了，思想基本定型，家庭生活也已经稳定，不会再有多少‘进取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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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陈政委消停了，董老才皱着眉头道：“两个问题：一，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势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是否值得？二，水至清则无鱼，你打算怎么解决？”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6（）
十六陈政委的一周5
（突然觉得陈政委的一周不如改成陈政委的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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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不能仅仅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贪污问题可是关乎一个党，一个国家生存的大事。如果贪污问题非常严重，那就已经威胁到党和国家的生存了，只要效果好，消耗再大也必须去干……”陈政委稍微想了一下，就找到了答案，“而且就算仅仅算经济账，这个也不成问题：如果贪污问题因为这样一支队伍而大为收敛，那也就是说贪污的人少了——那么这支队伍就没必要建立得很大，队伍不大，消耗自然大为减少；另外，贪污行为必然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损失，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损失（陈政委并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从自己在民国时的所见——比如买办官员因为受贿而大量出卖国家利益），阻止了这些贪污行为也就是保护了国家利益，这一进一出之间有的赚也说不定。”
董老不得不承认，陈政委第一句话非常有道理，想想自己闲暇时候跟隔壁杂货店老王聊天的时候，他对于贪官的痛恨，就可以知道，贪官在群众中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势必让人民群众对政府、以及领导政府的马列党不再信任，从而彻底割裂党和群众的关系——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中国马列党就算还没有死，也离死不远了。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和国家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支持，任何政府都将无法生存和发展。
马列党之鉴不远，在国党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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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再说两句：透过谈话，董老能感受出，隔壁老王的这种痛恨，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我不是贪官”，如果能够跟贪官易地而处，则隔壁老王似乎并不反对贪污——刚刚体认到这一点的时候，董老无可避免地感觉到非常失望。
（地效二十岁时候的认知：那时候邻居一个大叔一天到晚贪官如何如何改杀，不过等到他儿子当了某个机关科长的时候，其论调就变成了“人家也是有苦衷的”“被给点好处，谁给你干啊”等等。不仅如此，其还对自己的儿子是科长这事倍感光荣。
那时候地效是一愤青，认识到这一点，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地效是很绝望的，认为中国人真是没救了。不过现在……请看后文）
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董老又释然了。
贪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不正当不公平分配，不正当是过程，不公平是结果。一般人都认为是不正当的过程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
正常来说这个认知倒也不错，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正当的过程可以产生相对公平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对外侵略，掠取财物回国低价贩卖给民众，过程毫无疑问是不正当的，但是对该国国民而言分配却是相对公平的；反过来，正当的过程也可以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比如现在的工厂雇佣，无论五险一金，加班休息执行得如何严谨（过程正当），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工人都是在忍受剥削（结果不公平）。
本质上，人作为一种极端利己的生物，其实并不反对手段不正当，真正反对的是分配不公平，或者说得再准确一些，是反对没的分配或者分配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份——所以古往今来，无论是法西斯的德意志日本，还是日不落的西班牙英吉利，甚至更早的蒙古大食罗马波斯……民众即使知道政府在侵略别国，依然会支持战争，因为他们能分享战争的红利（至少政府会承诺有战争红利可以分享）；等到发现战争无法带来利益、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他们就不惜推翻现政府。
嗯，扯远了。放在贪污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痛恨贪污，更多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