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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三万余亩，年产鲜茧三万担，折算成生丝大约在四千担上下，照现在的生丝外贸价格可是一笔巨款了！如果织成丝绸出售，那价格至少还能再翻上一番，要是‘操’作得好，这‘门’生意能赚回来的钱不会比军火贸易少。
袁若修进一步指出，开发蚕桑产业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出产丝绸，同时也可以带动果桑、茶桑、菜桑、竹编、纺织、进出口贸易等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将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日后只需丝绸这一样产品能上得了规模，就足以把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部分转移到海南岛来。
当然了，好处这么多，要开发这个项目也并非没有困难。在执委们就快要叫嚣立刻推广桑园种植之前，袁若修向大家说明了开发这个产业的几个主要难点。
第一个便是海南的雨季问题，每年的七到十月都是海南岛的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让细菌真菌的繁殖速度加快，如果没有合理的措施，很容易大范围地爆发蚕病造成减产；第二个问题是海南本地的野外昆虫多，有些种类同样会以桑叶作为食物，并且会传播蚕病，也是隐患之一；第三是本地的民众毫无养蚕经验，农业部也严重缺乏相关技术人员，要在短期内做大规模的推广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最后一个原因是本地并没有优良的蚕种，因为这玩意儿无法长期保存，所以穿越前农业部也并没有携带蚕种，只带了数棵适应海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桑树过来，要开发这个产业就必须设法从外地引入蚕种，并且需要‘花’时间在本地重新培养出能抗高温高湿环境的新蚕种才行。
等袁若修把其中的‘门’‘门’道道讲清楚，执委们一开始的劲头已经消散了大半。不管是从大陆地区引进蚕种、在本地搞科研育种、培训技术人员、在农村大规模推广，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整个产业从规划到投产，没两三年的工夫恐怕见不到成效。这产业好是好，但只能先列入农业部的开发计划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而大本营的这些情况，都已经通过电报和书信的方式告知了驻广办。驻广办倒是认为引进蚕种这事不会太难，因为与广东紧邻的福建就是自古以来的重要蚕桑产地。当地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蚕桑产业规模，到了宋代，丝织业规模已经和四川、江浙起名，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中心之一，而号称“刺桐城”的泉州因为丝织业发达，在中世纪直接就被不明真相的欧洲人用“刺桐”当作了“缎子”的代名词，马可‘波’罗也曾在游记中将泉州港的繁荣程度与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 广告）
可以说福建当地不管是优良的蚕种，还是丝织业的熟练工人，乃至蚕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这个时代同样也遵循了有钱就好办事的规律，驻广办只要肯出钱，为大本营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什么难题，所缺的不过是合适的时机和渠道罢了。
而这个“永丰布行”的出现，倒是正好迎合了驻广办眼下的实际需求。施耐德立刻让何夕写了约定见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宝叫了进来，让他把回帖送到对方那里reads；。
第二天傍晚，“永丰布行”的广州掌柜果然就坐着小轿来到了位于广州城外的驻广办所在地登‘门’拜访。之所以选在驻广办而不是在广州城里选一处酒楼饭店，施耐德等人对此也是有所考虑的，这一是秉承着推广“海汉先进生活方式”的原则，尽可能让客商直接接触到驻广办想要在大陆推广的各种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卫浴设备、化工产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种胜利港特产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汉生活方式与大明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所体现出的海汉优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绅去模仿，进而达到商品和文化输出的目的。
其二，在驻广办内会见客人，也可以免去隔墙有耳之嫌。经过了昨天书局开业的大出风头之后，“海汉”这个名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广州火了起来，民众们发现原来前几个月在广州市场上卖到绝版的各种新奇的海货，便是来自“海汉”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商号是的，绝大部分广州民众还只是将海汉人的出现当作了一个新商行入驻本地，这个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贵重的玩意儿出售之外，似乎与其他商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各路商家都纷纷出动，希望能够与海汉方面联系上，让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汉商品的销售渠道当中。
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整流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