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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