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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象。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道，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没有记述”。我是历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进行了报道，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采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历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猛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系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著《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著《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