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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学校离这儿太远了，你能不能送货上门？”
我说：“就两张光盘还要求送货，车钱都不够！”
她说：“给你报销路费。”
我说：“我可不挤公共汽车。”
她说：“那就打车。”
我说：“行，你学校在哪儿。”
她说出学校的名字，居然和我是校友。她又说：“你只能打一块二的，要是打一块六的，多出来的那部分自理。”
我说：“还以为遇到女大款了，原来也是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才心灵手巧，才吃苦耐劳。”她说，“能告诉我你电话吗？”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都给你我电话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了，以后我要什么盘也好找你。”
我说：“我可不习惯把电话随便给人，虽然我是一个卖盘的，可你万一要是便衣呢。”
她说：“你为什么非把人往坏处想，好像谁都憋着逮你似的。”
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干我们这行的，更得注意。”
她有点儿急了：“算了，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跟个高中女生似的，看你这辈子除了卖盘不会有什么起色了。”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来势汹汹，非要得到我的电话。
反正身正不怕影歪，我说：“行行行，给你，不就电话吗，但是请你不要给他人的一生轻易下结论，无产阶级能当家做主人，卖盘的也总有翻身的那一天！”我找纸写电话，没找到，向她要。
她说：“到底是卖盘的，怎么这么笨啊，你有我电话，拨一个我不就知道了吗。”
我拨着号说：“就算你是大学生，那也不要侮辱卖盘这个行业，卖盘的不是都我这么笨，你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了。”
她说：“没想到你集体荣誉感还挺强的。”
我说：“那是，要是中国人民都像我这样，社会主义早就建成了。”
她的手机响了，她看着号码念了一遍，说：“这是你的电话？”
我说嗯，这才意识到她为什么要我打给她，怕我写在纸上的号码是假的，妈妈的！
她说：“行了，那我走了。光盘到了别忘了送过去啊。”
我再次点点头。
她走了两步又回来，说：“刚才给你的那张写了电话的纸呢？”
我想她是后悔随便把电话留给了一个卖盘的，便从兜里摸出来给她，以为她会撕掉，她却说：“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然后在纸上签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我看了半天怎么琢磨都不像汉字，以为她是哪个国家来的汉语说得不错的留学生，便问：“你中文名字叫什么？”
她指了指纸上那两个偏旁部首盘根错节的文字说：“我不是外国人，就一个名字。”
我又看了看，根本看不出笔画，又问：“你写的这个念字吗？”
她不屑地说：“你没上过小学吧，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我说：“大学念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字。”我就有大学毕业证，但确实不认识。
她说：“乔巧。”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没想到你文化不高，耳朵也背，乔巧！”她冲着我耳朵大喊了一声，然后走了。
我抠了抠耳朵，没发现里面有什么部件被震掉，便放心地“哦”了一声，心说：这两个字居然能写成那样，小学一定没天天向上！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特像一个人，周舟。
记得初次和周舟相遇的那年冬天，我踢球打碎了她的暖壶，就把自己的暖壶打满水拿给她，她拎着我的暖壶款款而去，婀娜的背影将我深深吸引。四年后这个身影在我身边消失了，现在又过了三年，它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心潮澎湃……
乔巧走出我的视力范围，我一扭头，看见那边的井盖还没有盖上，也不知道卖盘的那哥们儿还出得来不。
我走过去，低头往里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喊了一声：“有吗，找不着就出来吧。”
地道里飘来声音：“我忘了是不是放这个井下了，你要不着急就等会儿，我去前面那口井看看。”
我说：“算了，不要了，你刚才好像说过有考研政治，我来一套。”
卖盘的又在下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来到井口，把盘递给我，说：“拉我一把。”
我接过盘，琢磨着拉不拉他，反正盘已经在我手里了，我现在拿着盘就跑的话，他一点儿辙没有，我甚至可以落井下石，把井盖给盖上，这样他肯定就追不上了，但那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我身为社会主义公民怎能如此卑鄙，于是伸出友爱之手，让他重见光明，还如数交付了盘钱，价都忘了侃。
我决定把盘给乔巧送过去，理由有三。第一，她已经知道我的电话，与其被找上门来，不如主动送上门去，正应了足球场上的那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第二，她面临毕业，现在做出考研的决定，和我三年前毕业时的迷茫相比，她能给自己找准方向，难能可贵，我应该帮她实现目标；第三，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从小学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时又从武侠书里悟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可惜社会安定团结，机会不多，为了刀不锈在套里，甚至预先在路上制造不平，好能多拔几次刀，到了大学听过几次劳模和人大代表们感人肺腑的讲座，领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快乐的生活真谛。现在机会来了，我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乔巧是个长相出众虽然话有点儿多但还不算让人讨厌的女孩。
第一章（4）
既然把我当成卖盘的，我就顺水推舟，继续当卖盘的，去学校找她。
再次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毕业的时候，我曾设想，若干年后，衣锦还校，荣归故里，昂首挺胸，健步走在红地毯上，师生分列两旁，手持鲜花，摇旗呐喊，嘴里呼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某些老师因为当年考试给我不及格，而羞于见我，躲在办公室里独自伤感，后悔当年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要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曾当过他的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则骄傲地说：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澡堂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也会自豪地说：他是我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为了对母校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我每年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以我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门颁发给每次考试后几名的学生，以奖励他们在“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环境里独树一帜。我还要投资建设新教学楼，每层设立吸烟室，为广大烟民学生服务，让他们不再抱怨：抽个烟怎么就那么难啊！考试作弊和谈女朋友都偷偷摸摸也就罢了，别连抽根烟也躲躲藏藏，非往厕所跑，吸进肺里的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屎尿的骚臭，如果只是自己同胞的倒也没什么，可是还有留学生的，这让自尊心强烈的国人很难接受。记得为了让我们养成不在池外便溺和上完及时冲水的习惯，中学化学课上，老师曾特意分析过厕所里气体的成分，它的组成极其复杂，浓度高时具有刺激性气味，甚至使人睁不开眼，严重时将导致双目失明，因此班里许多戴眼镜的同学都将视力不好归结到那些完了事儿不冲水的同学身上，说他们毁坏他人器官。在厕所抽烟，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佛家说过，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
学校还是三年前的样子，以前门口的大钟比北京时间晚了十几分钟，弄得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迟到，食堂也以那个时间为准，该开饭不开，把好些学生饿出了胃溃疡，致使校医院的胃药脱销。现在那个大钟已经不走了，时针停在9的位置，开始有人把被子搭在上面晒；分针停在3的位置，分量轻的学生能吊在上面做引体向上；秒针停在6的位置，上面贴满小广告：办证、代考四六级、寻异性合租、出售线性代数试题……
我给乔巧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到学校了。她让我到女生楼门口等，她五分钟后出来。乔巧出来了。穿着凉鞋，脚指甲上贴着带花的图案，每个脚趾的颜色各异，脚踝上还印了一张卡通贴图。
“没想到你真来了。”她走上前。
“为什么不来，我是商人，有买卖就做。”我掏出盘，按购买价格如实售出：“八块一张，五张，一共四十。”
乔巧说：“加上路费一共多少？”
我又拿出一张的票：“一共六十。”
乔巧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一百的：“给！”
我接过钱，对着天空照了照，水印里的毛主席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便放心地放进钱包，给她找零钱。
“弄的跟真的似的。”乔巧在一旁看着说，“钱是正版的，可你是盗版的。”
我说：“我就是卖盗版盘的———哎，我没零钱找你啊。”
乔巧说：“你是盗版的卖盗版盘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叫邱飞。”
“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不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