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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阳光晒在大地上镀上金色，空气是湥Ю涠鹈鄣摹Ｎ抑沼诶床渭印耙滴衽嘌怠绷耍闹心衙庥屑阜质娉┑母芯酢�
我办完报到手续走进教室。教室里听课的人少得可怜，仅十几个人，我就近找了一空位坐了下来。
培训班里坐着的全是来求职的。在教室里，虽然反复强调说普通话，可是老师一下课走出教室门，什么湘方言、闽南话、四川话就你一句、我一句到处嚷嚷。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培训，就会觉得方言新奇而丰富。加上每天都有新闻趣事发生，每天便有说不完的话题，教室里常常是谈笑风声，热闹非凡。以下是一位学员讲的黄段子：
O语文课上 老师：“穷则独善其身”的下句是什么？同学：富则妻妾成群。老师又问：“后宫佳丽三千人”下句呢？同学：铁杵磨成绣花针。老师晕。
0 A：我那上大学的儿子每次来信都向我要钱，我实在不知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B：我那上大学的女儿从不要钱，也不知道她会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对于上述这些轶闻趣事，我只是笑笑，从不掺和。当下自已最重要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不，仅几天时间，我那笔记本已经记得密密麻麻了，少说也有两万字。有人说，湖南人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他们喜欢创造各种抽象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游戏，习惯于思索，习惯于刨根问底……眼前的我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暂且不表，但从我那凝视别人的眼神中，已看出了自已当前的处境与心中的压抑。
经过几天的“短训”，我终于“上班”了。可是真正进入角色，自已才知道是多么滑稽。我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我交了200元培训费，发给我的就一个文件夹、几页材料，让我和那些被招聘来的人分头出去，直接找那些厂长经理们，“邀请”他们加盟，让他们出钱。
“太公钓鱼”。我真是哭笑不得。何谓“太公钓鱼”？这是麻将桌上的一个常用语。是指有些赌徒，一分钱也没带便上卓，只想赢别人的钱。这是无本生意。所以这又叫“空手钓鱼”。而我和我现在的这些“同事”，就只能算是桌上的麻将牌而已。
更要命的是，自已连迈进那些经理室门坎的勇气也消失殆尽了。我来来往往地朝八里庄跑，不时在华堂商场经理室办公室门前徘徊，这些太不常规的举动引起了两个保安的注意。他们气汹汹地过来盘问，只差没铐我了，我只能慌忙地下楼。
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一个活儿，全在一张嘴巴上，但需要勇气。当然，光有勇气还不行，还要有技巧，要会临场发挥，更需要一点厚脸皮才行。我虽然没有读过《黑厚学》之类的畅销书，但还算得上是“活脑壳”。而且，自已写过好多文章，想象丰富。我深知这些，培训课上也演示了一些，但一临场却怯场了。
这是刚开始的头一天。然而这一天，我毫无进展。我很懊丧，暗骂自已无用。我想，要是在家乡湘乡，自已肯定会得心应手。我的兜里，还装有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呢。一想起自已的作家身份，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时，我被招聘为市文联所属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心主办的文学报编辑，负责组织一些报告文学、通讯之类的稿件，我经常发现一个叫杨小小的文章。文章大都是些散文，写得很清纯，文笔流畅，不知是她的文笔吸引我读她的文章，还是她的名字好听而迫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反正自已喜欢她的文章。一次，她给文学报编辑部寄来了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她单位搞扶贫开发的事。在读完这篇报告文学后，我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劲，三下五除二就给她写了封信，信写得很短，主要是说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好，有深度，但文联是有名的穷单位，经费很紧张，要她找她的单位说说，出点经费。信发出一个星期后，她很快来了电话，说她找了单位领导，单位愿意支持文联一万元办报经费。后来，我便与她认识了，并且以朋友相称，无话不谈。后来，市作家协会在水府庙旅游区召开笔会，我和她都参加了。在笔会上，我和她谈得是那样开心……可如今呢？
我这时才真正清醒过来。是啊，前段自已忽视了，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地点都是不会怯场的，但同时又是很能“攻关”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已臣还缺乏经验，缺乏生活积累。我认为自己还是不成熟。虽然马拉松式的折腾了半天，但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午后的阳光，好像百盏灯光一起扭亮，让人燥热心烦，风不再有醉人的清香，而是一锅热腾腾的蒸气，知了在树梢上一声复一声地重复歌唱着单调的音符。
思乡的感觉不由涌上心头。是啊，家乡多好。我记起了那首《思念》的小诗：
如果说
信封是船 邮票是帆
那么手中的笔就是桨
载着满船的思念
摇向故乡的河岸
我决定给唐姨打个电话。
我走进了八里庄附近的慈云寺邮政局。我向出售磁卡柜台走去。突然，自已看见前面一个姑娘掉了一件东西，便上前叫了一声。姑娘转过身来，是个月票夹。那姑娘莞尔一笑，突然愣住了。“啊，原来是你？”
我也大吃一惊：“怎么是你，杨小小！”
原来，碰见的这位姑娘，就是几年前帮我拉了一万元赞助款的那位叫杨小小的姑娘。后来她单位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现在即将毕业。她告诉我，毕业后准备在北京发展，不准备回老家湘乡了。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便同他说了很多。说真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无话不说，并相互留了地址和传呼号码才分手。
我送她走后便上二楼去打长途。杨小小又返回来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见我进了电话亭便匆匆离去。
唐姨在电话里告诉我，杜鹃红已去人民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我听了一惊，半晌没有说话。想起杜鹃红，我似乎看到了她那冷冰冰的且又刻薄的脸。我恨她，恨她太绝情，但又忽然觉得自已有愧于她。是她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这念头一闪，我便对着话筒说：“唐姨，谢谢你。请你向她问好、致歉。”
出了邮局，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血肉模糊的东西在晃动。“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自已暗下决心。
回到住处，很惊讶发现东方一笛正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见我进来，忙站起来说：“我等你好久了。”
“有事吗？”
“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