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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嫩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熟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奶奶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足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诱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腐败。但憎恨也好，你说腐败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腐败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骚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性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根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天安门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天安门城搂毛主席像前。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我站在毛主席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天安门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日某时登上天安门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天安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第八章完］
第九章
［内容提要］我懒洋洋地站了起来，摸到眼镜戴好。我见李晓丹站在那儿，愣了一下。李晓丹说，杨小小的父母已经来信催了几次要她回湖南老家，也许她就要离开北京了。这个星期天，杨小小请大家去“好再来”酒家吃一顿，算是饯别。
此时，下斑返回的钟离东在朝阳区的一个十字路口。正当他在等候绿灯的时候，意外地同李晓丹相遇了。其实也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李湘辉早就推算了这个时候，钟离东一定会出现在这里。所以她一直在此等候。
“你好！”李晓丹一只脚踏在地上，不让那红色的女式自行车倒下去，见背后的钟离东缓缓而来，忙打招呼。“你好！”钟离东也回答了一句，并排地停在白线前。
红灯闪闪，车流开始涌动。“李湘辉在吗？杨小小让我帮她找他。”李晓丹说。
“应该已经回去了。这几天他好象躁动不安。”钟离东笑着回答。李晓丹完全可以让钟离东捎话回去，但她特意“争取”了这样一个接近钟离东的机会。
一路上，李晓丹扯着话头：“你是湖南湘潭大学毕业？”
“嗯，读了四年。”
“ 湖南很不错啊，那里有风光旖旎的张家界，有浩瀚的湘江和美丽的橘子洲头，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古老悠久的文化古迹，那里是伟人的故乡：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湘江水哺育了多少代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像太阳的光辉照遍全世界。”李晓丹像�